派红包是农历新年传统习俗，除了长辈派红包给晚辈，有些晚辈也会派给长辈以示孝敬，也有善心人士派给弱势群体如孤儿、孤老或从事劳力和收入微簿的一群。
派红包也是一种喜庆的表现，派的人旨在讨个好意头，丰俭由人，若领红包的人能说些吉利的好话，派红包的人自然会更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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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红包文化有也有被扭曲的时候，有的人重视“内馅”多过心意，让过年形成一种“人情重负”，更甚的是，有的人趁机发红包财，使春节惨变“春劫”。
女同事M日前在脸书投诉“春劫”遭遇。一班身著制服，相信是清理水沟的工作人员敲门讨红包，向来行善不落人后的她爽快派了数封红包给对方，还热情送上罐装饮料和年柑。
原以派过红包就已心安，岂料接连有两组相信同样是清理水沟的工作人员先后登门，并语带不满地表示同事领到红包，自己却没有和不公平，守在门前要M再派。
M因此感到火大，心想沟渠清洁工人何时变成“红包党”，逐户按门铃讨红包，而且讨得理直气状，感觉屋主亏欠了他们似的。尽管十万个不愿意，M因担心住家遭到恶意破坏等对付，还是勉强派了红包打发对方。
笔者同情她的遭遇，并建议女同事向有关单位投报，但对方担心清理工人因此丢了工作而作罢。M的网友“安慰”说，清洁工人工作辛苦，理应获得红包，而且一人“失财”多人获益，值得派。
有能力的人，派多少都不是问题，但还是要根据个人意愿，而非被逼或挟持，若持续满足他人欲望而派，或助纣为虐，引来更多贪婪的人。别让红包文化形成明目张胆的打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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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长者，特别是需要长期往返医院覆诊的，因为不会驾驶，加上医院停车空间有限，往往需要家中子女陪同就诊。
在老龄化社会发展和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除了传统的家属陪诊，长者就医过程中也逐渐出现了专业陪诊服务，以协助需要帮助的长者或行动不便者顺利完成诊疗流程。
专业陪诊员不仅负责接送病患，还能协助挂号、排队、沟通病情、记录医嘱，再把过程和医嘱转告病人和家属，有些陪诊员甚至在病人就诊后提供心理支持，极大地减轻了家庭照护者的压力。
在日本，面对高龄化社会，许多民间企业推出“医疗陪同服务”，由受过基础医疗与长照训练的陪诊员提供全程协助，深受民众信赖。
在中国、台湾等地也有类似服务，如非营利机构或平台结合具专业背景的人士，为有需要的家庭或长者提供按次或定期的陪诊安排，费用相对合理，品质也有监督机制，此行业的发展也越来越有系统和专业。
马来西亚正逐步迈向老龄社会，许多家庭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压力，专业陪诊服务可说是社会的迫切需求。不少城市如吉隆坡与槟城已经出现初步的陪诊平台或个人服务，但仍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与专业认证。
在彭亨州或关丹目前还未看见有类似的服务，许多在中央医院或政府诊所看诊和复诊的长者，若不是单独行动就是家人陪同。
政府可考虑制定陪诊员培训与资格认证制度，同时鼓励社会企业投入此领域，打造安全、可靠又有温度的陪诊支援系统。这样的制度不仅能解决医疗陪同的实际问题，更能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社会的整体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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