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華文教材的討論,不只是民間,也包括學術界。最近我就聽了三份研究華文教材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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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感興趣的是探討兒童教材中的成人觀那篇。我一向推崇杜威的童心論,相信兒童的教育該回歸兒童,從兒童本位思考,所以對這課題特感興趣。
研究者發現小學華文課本的選文內容是很豐富的,不過大多都經過修改。他提出我們的教材有四個傾向:課文主題的成人化、敘述視角的成人化、童話語言的成人化、原著改編成人化。原因是:課程標準的要求、華文兒童文學缺少關注、兒童觀念上的偏差。
“兒童觀”是我們在探討兒童文學時必須深究的課題。確立這個觀念後還可延伸到教育領域,像教材的編寫,也需要有正確的兒童觀,要不然就會出現像研究者所說的那樣,以成人為本位去教訓兒童了。確立兒童觀,對兒童文學的審美意識也跟著提升,對教材的編選就更到位。
關於主題成人化的問題,其實過去的教材更嚴重。課文常常出現一條尾巴,就像《伊索寓言》被編撰後加上的“這故事告訴我們”那樣多餘。這種“只注重成果,不注重過程”的編寫方法,是基於對兒童的不理解,不相信兒童在閱讀中會得到啟發,硬要作者跳出來點破主題。
研究也發現我們的教學過於注重孩童對字詞句的認知,忽略了內容的整體把握。這是閱讀教學上的問題,間接影響了我們教材的編訂,把教材當成是語言教學的材料而已。
我很欣賞這樣的探討,對教師很有啟發。相對的,“研究”若只發現我們的教材選文太過偏重國外的,缺少本地作品;發現我們的教材過於以男性為中心,忽略兩性的平衡等,就偏離了核心議題。
教材要編得好,就要回歸兒童,多注重語文元素,不要用非語文因素干擾。多用本地作品,多寫女性,恰恰是成人本位的增強,不但無助於教材的編寫,反而添加了更多的行政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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