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指出，我国部分企业盈利可观，但员工起薪调整缓慢，政府有意在预算案中宣布调高最低薪金。
大马职工总会则促请政府将最低薪金从目前的1700令吉提高至3100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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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建议对打工族及社会新鲜人而言无疑是好消息，但对商家与中小企业而言，却是一大考验。
若刚入职且无经验的员工薪资达最少3000令吉，企业不仅要考虑资深员工的薪资结构调整，连外籍员工也享有相同福利。如此一来，企业承担的成本远不止每人增加的1400令吉。
中小企业占我国企业约96%，是支撑我国就业市场的核心。以聘有100至200名员工的企业为例，若基本薪资大幅调高，每月单是薪金成本就可能暴增逾15万令吉，尚未计入公积金与社险等附加人力成本。
羊毛出在羊身上，营运成本大幅增加后，部分商家势必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由消费者来买单。
在当前通胀与物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成本层层转嫁恐引发新一波涨价潮，这将进一步加重普通家庭的生活负担。
我国部分领域确实存在起薪偏低的问题，一些员工每年调薪仅增加区区数十令吉，增幅甚至追不上生活成本的上升。
然而，我想，政府真正应思考的，是如何协助本地企业开拓市场、提高生产力并增加收入，让企业拥有更大的调薪空间。
特别是在海外电商冲击、市场竞争加剧的当下，中小企业生存本就不易。若单靠调高最低薪金，恐流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今天解决了低薪，明天却引发商品涨价与倒闭潮，最终只是将问题从一个口袋搬到另一个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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