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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作家黄凯德／看书写作是日常不乐于贴上文青的身分标签

你会怎么定义“文艺青年”？是不是听着小众音乐，读着经典名著，穿着格子衬衫，言谈书写间文绉绉，细腻又敏感的文静青年？还是出口成章，著书立说的文字工作者？然而，新加坡作家黄凯德并不标榜自己是“文艺青年”，认为所谓的“文艺青年”其实是个圈套。 “作家”居然拒当“文艺青年”？报道：本刊叶洢颖摄影：本报陈敬晖黄凯德出生在一个很一般的新加坡家庭，父亲是客家人，母亲是马来西亚麻坡福建人，家里流淌着各种南腔北调的方言。时而与父亲讲客家话，时而与母亲讲福建话或中文，要不然就是和弟弟讲福建话，偶尔跟邻居讲潮州话或广东话，可以说是在一个语言极其混杂的环境底下生长的。在他求学之时，“华校”已不复在，彼时新加坡正好进入全英语教学时代，也许在同样是英校生的情况下，只要中文理解能力或表述能力较他人强些许，华语较为标准，就会被其他人归类到“文青”行列里。于是，在他看来，就新马的情况而言，“文艺青年”仿佛是一个圈套，或是一个会不知不觉落入的模型：只要你稍微爱看书；可能爱看书之余，稍微发表过一些作品，“啪”一声，“文艺青年”的标签就被贴上。 “因为新加坡是语言多元的性质，用中文写作或者用中文阅读本来就是一个偏非主流，或与英文相较，并非主流的事情，所以就很容易就掉进一个套里。” “（文艺青年）不是一个我很乐于见到的身分。” 误打误撞成为记者8年黄凯德曾是一名记者，他坦言之所以会从事媒体行业，实际上是一个“单向波”的情况，因为从中文系毕业的他，眼前自然而然只有“中文媒体”和“华文老师”两条路可供选择。他尝试过另辟蹊径，本想留校继续深造，朝学术方向发展却遭遇磨难，学术之路宣告失败，于是在他大学毕业后便投入报社。 “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还会再走这一条没走成的路吗？”我问。 “不会，大概有点庆幸没有走那一条路，哈哈。”他笑着回答，没有半分犹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走过的路未必一路繁花。当记者的初期，朋友觉得长期被他们标签为“文艺青年”的他可能无法适应，然而，他却在这一行一干就是8年。他笑说“记者”和“作家”本就是绝配的组合，放眼欧美，著名的作家都有“记者”的身分，而回首8年的记者生涯，亦为他供给许多养分以及创作的灵感。当时菜鸟记者，进入报馆之初就会被分配到意外组，他自然不例外。意外组记者是报馆诸多组别中，最直面人性阴暗、生离死别和血腥暴力的人群。在过去，新加坡意外组的记者均有一个传统：每日一早就得到殓尸房去报道。因为对他们而言，殓尸房是挖掘新闻的去处。 “新加坡新闻的来源不是很多，但你可以凭公众的热线电话，或者有时候警方会透露一些消息，可是很多新闻还是要主动去挖掘。” 在新加坡，所有遗体都必须先进入殓尸房，然后再提领出来，尤其是非自然性死亡的死者更是如此。蹲守在殓尸房，向一个个家属打听死者姓甚名谁，年龄、性别、种族和死因，然后察言观色，看看是否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像嗜血的秃鹰。 “所以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做法，如果用广东话来说，是很‘阴公’的做法，后来这（传统）就改掉了。” 他坦言其他新进记者和同事在工作时，现场的画面可能会遭受到巨大的冲击。但许是他年轻胆大，又或许个性内敛，喜怒不形于色，相较起他人，他却能够坦然见证血腥暴力的场面，以及人性阴暗面，进而沉着地报道。 “当然，事后回想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大概是一个意外记者才能够较为深入地去接触到新加坡繁荣安逸亮洁的表面底下，跟任何地方和社会都有的，较为龌龊、阴暗的一面。” “这几年以意外记者的身分，这么一个经验，现在想起来其实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是否鼓励学生投入新闻媒体行业历练，借此积累人生阅历，他笑着摇了摇头，“有时候会分享一下自己过往当记者的一些经验，可是现在很难去鼓励学生做什么事情，而且现在新加坡媒体也是在萧条当中。” “限制”只是创作枯竭的借口黄凯德认为即便要写新加坡的故事，创作亦未必要写苦难，因为小说的题材多样化，可能国泰民安、水清无鱼，也会有创作的基础。 “过去很多人喜欢挑剔新加坡的说法是太干净太安逸，它必然是对创作不利的，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创作的理念或者观念。” 然而，在他看来不过是个写不出东西的借口。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借口，就是自己写不出东西来，就要抛出一个理由合理化自己的无能、无知，后来这（理论）就已经不好意思讲出来了，因为全世界有太多例子，你已经不能够去推搪，找很多似是而非的借口。” “不是说政府不让你写这个内容，所以你就创作不出高能量的作品，这讲不通啊，是没有逻辑的，是一个谬误，现在偶尔还会听到人家这样说，都是借口啦！” 他以伊朗电影为例，伊朗电影工作者冒着身陷囹圄的风险，在限制重重的环境仍能频出佳作，无疑打脸了用“体制”作为盾牌的人们。 “人家是冒着会关一辈子的危险，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去拍他要拍的电影，那其他地方有比伊朗政府可怕的吗？” 不排斥作品被影视化除了记者、老师、作者，其实黄凯德也曾当过编剧。在大学毕业时，出于好玩心态，他曾与对影视拍摄感兴趣的朋友合作创办一家制作公司，结果拍了三部电视电影，公司便宣告倒闭。他透露，在这些年来，偶尔会跟一些影视业内工作者谈及将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或担任编剧的可能，但很多时候往往无疾而终。资金欠缺必然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让他感到有些无奈。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不是这样？他们觉得编剧是可以用最少钱解决的一件事，他们还是有这个想法。” 他能理解这是由于预算本就不高，因此能拨给故事创作者的部分极为有限，认为可以便宜行事的缘故。他笑道自己并非米兰·昆德拉，反对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反而是抱持欢迎的态度来相谈，有需要的情况下也不介意担任编剧。 “但就这个行业而言，好像都有一个说法是原著跟编剧应该是划分成两个人来处理比较妥当。” “因为电影跟文字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媒介嘛，能写小说的未必可以编电影剧本，而且可能自己的作品在取舍上有某一些盲点吧，这可能对于整个电影的制作不是太有效率。” 品味他人跟鉴赏自己是相通的尽管黄凯德希望写作成为“日常”，但他笑言由于个人怠惰，加上新加坡是个比较世俗化、务实化的社会，整体氛围不太理想；个人能力所限等因素，无法做到让写作成为一种日常。 “我觉得任何一个创作者，如果交不出什么成绩，最后只能怪个人，责无旁贷嘛！” 而他对“成绩”的定义，并非出版成书、得奖等外在肯定，是在于作品的好坏。 “一个写作人最重要且最根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自知之明。你写出什么东西，你自己可以去判断。” “品味他人跟鉴赏自己是相通的，所以应该都知道（如何判断）。” 他笑说自己没有伟大的志向，但应该还有“几本书”的能量，虽然网络成了时代的主流，出版业处于萧条的境况，他却依旧希望将文字打印成册，摆放在某处。 “我们可能还活在过去对于书本怀有比较浪漫想像的那个世代，觉得写了这么多东西需要白纸黑纸，需要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而且需要摆在书店、图书馆里头，摆在某一个读者的床边、书橱里头，过去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是在图书馆、书店看书的年代过来的人。” 有趣的是，他一方面坚持以白纸黑字为作品的载体，另一方面至今保持每日阅读习惯的他，却转向电子书。 “因为Kindle太方便了。” 那么爱看书的你，喜欢方便携带的电子书还是充满质感的实体书呢？更多【人物】：退休后重新提笔，台湾作家陈雨航用一指神功重出江湖设计师包益民／做设计最怕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以细节调味用素材塑形，葛亮酿造小说真实感与温度

8小时前

人物

星云

书比人长寿/小泥（马六甲）

得知书友离世，太突然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想了一下，由社交媒体找出昔日聊天室旧人，一一私讯贴文，幸而好友只有一百多一点，不算麻烦。又在相关社团贴文，这个社团多年无人发言，以致我一时没想到。与其说担心遗漏了（我不知的〉书友至交，不如说只是找点事给自己做，以免陷入悲伤。网友是新时代的特殊人际关系。书友与我的情谊亦浅亦深，浅的是见面屈指可数，且皆是多位书友网聚，又私下几无联系。然而，书友与多位前辈于阅读的指引，深深地影响了我。我们相识于聊天室。那是21世纪初始，Google甫出现，网络世界野蛮生长。我喜欢阅读，可是身边没有可以聊书的同伴，缺乏师友切磋，所知的资讯狭隘局限，但亦不知如何突破。因缘际会进入聊天室，旁观多位书友谈论书籍种种，互动的神采非常迷人，让我目眩神驰，着迷不已。他们不是炫示，亦非标榜，只是单纯喜欢谈论书和与书相关的话题而已。原来喜欢阅读并非怪物异类，我终于遇见同类，比我厉害很多的同类。闭上眼睛，仍清晰记得书友谈及喜欢或讨厌的书籍，那扬眉瞬目的神情相当帅气。他喜欢王小波《黄金时代》，与前辈动辄提及王二和陈清扬，引发我好奇，于是找书来读。《黄金时代》相当有意思，陈清扬真是一位有趣的女子。身处荒谬时代的荒谬环境，也许用荒谬回应，比抵抗、嘲讽更有力量。而王小波与夫人李银河的缘起简单动人，也让我人印象深刻。王小波拜访编辑李银河谈作品，这是他俩首次见面。正事谈完，王问李，你有朋友没有，李答没有，王接着说，你看我怎么样？两人相伴至王小波英年病逝。以阅读怀念故人书友多次谈及尤瑟娜，让我对尤瑟娜深感兴趣。翻过尤瑟娜的代表作《哈德良回忆录》，但我不熟悉罗马帝国历史，更没听过哈德良皇帝，缺乏基础知识，自认难以深刻体会，也就放弃没读完。后来才知哈德良为罗马帝国五贤王之一，五贤王年代，希腊诸神远离，基督神尚未降临，号称人的世纪，为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关心探讨的主题。罗马仍留存哈德良别墅，可是我不懂古迹，倒也无须千里迢迢前往朝圣。尤瑟娜由于母亲早逝，由父亲抚养长大，父亲亦期许尤瑟娜在写作有所成就。即使是今日，女性被长辈鼓励获得事业上的成就，也不多见，尤瑟娜成功的背后，其父的教导功不可没。而身为早早公开的女同性恋，尤瑟娜与伴侣格雷丝长期相伴，恐怕免不了歧视诋毁的流言蜚语，这是外人看不到的麻烦。女性可以长成她自己想要的模样，可以成为《情人》的莒哈丝，或《哈德良回忆录》的尤瑟娜，只要是自己的选择，都好。往后多年，除了同为聊天室旧人的家人，没听谁再谈起尤瑟娜。若无书友谈论，我可能至今不知尤瑟娜。尤瑟娜身为首位法兰西女性院士，尽管华人文化圈不大熟悉，然而她的确是法国重要作家、文化名流，作品值得一读。雷蒙·钱德勒《漫长的告别》提及，法语有一句谚语，道别等于死去一点点。哀乐中年免不了面临亲友离世，有时自己亦连带失去了一部分，或者不妨以阅读怀念故人。书友钟爱史铁生，惟我不知为何至今未读，也许该找来看看。至于阿姨（刘仲敬〉就算了，绕来绕去啰嗦难读。书友的阅读品味，我可没照单全收。

2天前

星云

星云

文学路漫漫，追梦不迟/吴鑫霖（八打灵再也）

昨晚，以作协会员身分首次参加由隆雪中总主办的“第18届马华文学奖”颁奖典礼。本届得奖者为高龄84岁的北马作家冰谷，追梦奖则由谢诗坚、李宗舜、刘育龙、沈国明获得。这5位得奖者，其中4位都算得上是我在文学上的知交，得奖实至名归，特别是冰谷，在文学路上从1960年代耕耘至今，笔耕不辍，让我辈敬佩不已。在台下为他鼓掌时，我希望我也能笔耕到老，追梦追到生命尽头。话说，我是怎么认识冰谷的呢？缘分要从我担任《中国报》副刊专栏编辑说起。当时冰谷已著手写自传了，在《中国报》副刊上发表了长篇的“铁蒺藜岁月”系列。当时我们的版面不大，每次他的来稿都要被迫要将文章分为“Part 1、Part 2、Part 3……”刊出。文章刊出后，有人为此喝彩，也有人为此喝倒彩。所幸，不论是我还是冰谷都获得馆方支持，坚持让冰谷的铁蒺藜岁月系列完成发表。虽然间中有些内容因不得已的因素和困境做了少许删节，但并不影响整体的精彩。昨天走前去跟冰谷寒暄，文学果然让人年轻，让人精神焕发！但因为还有很多人要跟他合影，简单说了几句话，我就退到一旁和其他文学同道交流。值得一提的是，观赏大荧幕上冰谷的文学生命历程短片时，看到温伯温祥英，看到菊凡、宋子衡等七君子，当然还有李有成老师对冰谷文学创作的点评，都深深让我感动。说起马华文学的发展，我想起最近在读的，收在郑良树老师《马来西亚华社文史续论》中，写于2001年的〈华教·马华文学·中文系〉，郑老师对马华文学有这样的一段看法：“……大马华教自成系统，从幼稚园到大专院校中文系；这条既保存华族传统文化又吸收友族语言文化的教育输送带，就是大马华族整个文化系统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马华文学是文化系统之一，其存亡兴衰完全系命于华教。文学有那么让人“色变”吗？华教是华文文学的根基，二者也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华教发展了文学，文学倒过来也支援了华教。但它们是母鸡生蛋，不是蛋生母鸡，是华教这只母鸡生了华文文学这颗蛋。没有华教，肯定就没有华文文学；没有华教，肯定就‘作家比读者多’，甚至于‘只有作家没有读者’，或者‘没有作家没有读者’。” 华教与马华文学唇齿相依的关系，至今不变，他日也不会改变，除非华教消失。比较遗憾的是，文化和教育界常有人“闻文学而色变”，对此我颇为好奇，文学有那么让人“色变”吗？难道马来西亚华人不觉得自己能培养出的优秀的马华作家，如黄锦树、黎紫书等人很值得给自己鼓励和掌声吗？疫情之后，以及网络的崛起，确实对文学创作与出版造成了一定的打击。但也好在还有大力支持文化文学的个人与组织，在为力量单薄的马华文学加油打气，好比雪隆中总、留台联总、雪隆嘉应会馆、南大校友会、雪隆福建会馆、雪隆潮州会馆等，他们都以实际行动支持马华文学，让马华文学节持续举办。坚持比放弃更难。不论是冰谷的创作，还是华人社团对文化、文学、艺术，有永续的支持，才得以让华文华教华文文学薪火相传。昨日还得知，冰谷在《胶林纪实：冰谷自传》出版两年后，继续携手有人出版社，在2024年岁末带来了全新著作《荒野惊奇：冰谷自传II》。很幸运的是，我先接触到这本新书了！

3天前

星云

华社

交流文学书写等课题中国6作家访本报

中国作家一行6人今日莅临本报，就文学书写和推广等课题交流。

6天前

华社

人物

退休后重新提笔，台湾作家陈雨航用一指神功重出江湖

“我第一次来马来西亚就是来新山，我带了小野和欧阳林来，那时候非常受欢迎，读者也非常热情，大概都是中学生。我想当时的中学生，现在都已经是四十几岁的中年了。” 2024年第17届花踪文学奖颁奖礼隔天，陈雨航迫不及待补充致辞时来不及说的话。花踪第一次南下新山，令这位台湾出版人兼作家想起与新山的缘分。1998年城邦来马开设书店，他代表麦田出版前来，就是先到新加坡，接着越堤到新山，才北上吉隆坡…… 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本报林明辉陈雨航对马来西亚不陌生，上回2013年来马也是为了花踪。得知曾合作的作家医生欧阳林回马就待在柔佛州，他搞得清地理位置，马上知道与新山同属一州。远的不说，3年前旅台马华作家邓观杰的《废墟的故事》，他有份推荐，还说近几年来的马华文学已经没有马共了。马来西亚人对陈雨航不该陌生，他是麦田出版的共同创办人，麦田出版的书籍无疑是许多本地读者的中文读物来源。陈雨航是出版人，此次来马担任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的决审评委。出版之前，他先是写作人，1970年代就写了短篇小说集《策马入林》（后被王童改编成同名电影）和《天下第一捕快》。他还有一个身分——媒体人。其实，他的事业先从报刊起步，退伍后做过报章娱乐影剧版主编，也编过电影杂志。出版生涯1985年才开始，先在时报出版，后被詹宏志挖角到远流出版。 1992年，他和苏拾平共创麦田文化。“做了出版以后会觉得，出版的力量比较有累积。”他觉得，一来书本从制作开始就比较细致，生命较长；二来书本较报纸更能延续，做得比较完整。就像当年，他在麦田开设的历史、军事丛书。不是军武迷却出版军事书籍陈雨航初入职场做影剧版，是因为研究所念戏剧。他从小爱看电影，对电影中英译名如数家珍。开始编历史、军事史丛书，自然和大学念历史有关。他在麦田最先出版的军事书是《身先士卒——史瓦兹柯夫将军自传》（分上下两册）。 “我是文学读者，特别是小说的读者，但我也什么书都看，就读了军事书。”陈雨航直言不是军武迷，不熟悉什么枪砲战舰等武器，更不会收藏军事模型。但他爱看战争史和不同将领的人物传记。台湾的军事书籍一向不是出版主流，但一代接一代还未断过。最早60、70年代由战略学者钮先锺首开先河；爱读军事史的陈雨航于1990年代开始接棒。麦田就出过一套6本，非常厚实的《西洋世界军事史》。 “我特别推荐考李留斯雷恩（Cornelius Ryan），他原来是一个战地记者，他写的《最长的一日》（The Longest Day）、《夺桥遗恨》（A Bridge Too Far）拍成电影，还有一部《最后一役》（The Last Battle）就没有拍成电影。”雷恩三部曲一开始没有版权，陈雨航当年识得译者黄文范，对方已经翻译好《夺桥遗恨》，于是积极取得版权，再请他翻译剩下两本。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版权到期易手，由读书共和国集团旗下的燎原出版再版。陈雨航又急着介绍，燎原出版的总编辑查理，本名区肇威，也是一位大马华人。不为放弃写作不甘退居幕后当编辑前面说到，陈雨航先是写作人、媒体人才是出版人。等他再次执笔写书，已经是退休后的事。2012年发表首部长篇小说《小镇生活指南》，随即囊括《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问起编书与写书的时间比例，陈雨航斩钉截铁“没有比例啊，当我开始工作以后，我很快就放弃写作了。”嘴巴挂着“放弃”那么负面的词，但他并非不甘愿，不快乐。做报刊编稿，做出版编书，都是他喜欢的事，自然投入其中。更何况，出版自有成就感，编了一本成功的书，或发掘一个好作家，也都值得高兴。 “这就是一个编辑人。”陈雨航保持一贯的温和语调，丝毫不为停滞约30年的写作有过一丝不甘。他再以熟悉的剧场比喻，“我不是一个好的表演者，但我可以做后台，可以指挥。”他甘愿做场记，跟在导演身边，看的是舞台全景，对演员走位、道具摆设了若指掌。“场记对所有的演出最清楚……这有点像我后来做的编辑工作。” 常有人问他还写不写，“我刚开始还会说，还想再写，但后来就知道我做不到。”没想到眼前头发灰白的资深出版人，说出类似现代语境里“躺平”的话。“我想我有点纵容自己，觉得工作已经那么辛苦了，那就不写了吧，也提不起劲来写。” 第二个原因呢？“好啦，我自己说一下好了，我对小说的sense还算好，我是一个读了那么多小说的人……”陈雨航虽然出生花莲乡下，但从小就把图书馆翻遍，一周读好几本小说。乡下孩子要早起帮忙家事，他起不来，是母亲眼中贪睡爱困的小孩。父母不知道的是，晚上9时关灯入睡，他还在开夜车看书。他在灯泡拉了一条线，如果外面有任何动静，一扯就关灯。所以，作为文学编辑，小说又是他的守备区，“我都看那么棒的小说，写的时候要超越它，很困难 ……” 签了约就是“头洗下去” “我后来重新写作是因为我的事业结束了，那我能做什么呢？”或许是话题谈到这里才热了，前面露出“躺平”之姿的陈雨航，这回像是骑虎难下的屁孩。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简称国艺会）的补助，只要写5000字就能申请，没想到还真申请上了。“闽南话说‘头洗下去’，你签约拿了50万（新台币，约6万9000令吉），那你拿了钱，写不完退回去吗？” 前一天的颁奖礼上，马华文学大奖得主龚万辉也谢谢了国艺会的补助计划。要不是合约有注明期限，拖延症如他可能到现在还写不出得奖小说《人工少女》。陈雨航对此心有戚戚，“本来两年的，我后来申请延后，我写了3年终于也写完了，我也有那种心情。” 尔后2015、2016、2021年分别出版散文集《日子的风景》、《小村日和》和《时光电厂》。《时光电厂》获得第35届梁实秋文学大师奖优选奖。陈雨航谦虚说，因为出了小说，大家发现这个“老家伙”还能写，就找他写写专栏，积累后才出了这几本散文集。 “你得面对一个事实，坐在你面前的，离开这个行业有20年了。”谈出版，陈雨航自认退休了，虽然保持关注，但有些作家、书籍可能会漏掉。他把时间摊开来算，离开出版业那阵身子还没脸书，还是部落客时代。他是“一指神功”使用者，用电脑写作就靠这一招，只是比较快一点了。拜脸书所赐，透过许多老朋友、同行、后辈脸友的发文，他还能跟进到出版趋势。还有，每年有机会做几档文学奖的评审，能看到年轻人的东西，不会觉得自己是个“老先生。” “因为我有看新人的东西，我甚至可以用一些他们的语言。”陈雨航说，“因为有接触，所以不会lag（脱节）太多。” 更多【人物】：设计师包益民／做设计最怕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以细节调味用素材塑形，葛亮酿造小说真实感与温度电视烹饪节目主持人甄文达／推广中餐文化也探索美食期待遇见心动的美味

1星期前

人物

全国综合

“新南方与新南洋” 10马中作家周二对话会

配合马中建交50周年，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指导，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承办和拉曼大学支持下，6名受到中国作协推荐的中国作家将于12月16至19日访问马来西亚，与本地文学界展开深度交流活动。

1星期前

全国综合

百格纷

战争时代的廉价“补品” 90岁作家对辣木情有独钟

2星期前

百格纷

人物

以细节调味用素材塑形，葛亮酿造小说真实感与温度

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刻画、故事情节、氛围渲染和丰富的想像力去搭建一个叙事空间。在小说里面，作者可以嵌入宏阔的社会主题，亦可描绘人性的深层情感。不过，学者型作家葛亮笔下的小说却是虚实交织，充满丰富褶皱，并隐藏了很多历史细节和行业知识。以他的“家国三部曲”收官之作——《燕食记》为例，为了复刻粤港茶楼的饮食文化史，葛亮耗了约6年时间，走遍粤港等多个地区，做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口述史采访、文献考究。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笔都细入毫芒，通过岭南文化美食见微知著，挖掘出隐藏在料理后面的历史与人情世故。 “（这样）你的读者才可以有情绪上的共鸣，因为它的细节很真实，特别是有关于日常的部分。” 报道：本刊林德成摄影：本报陈敬晖部分照片：受访者提供历史最为丰满的地方在于细节，而细节往往散落在旮旯之处，需要仰取俯拾，才能将各种脉络呈现得具体和细致。翻阅《燕食记》时，一股人间烟火气息便扑面而来，语句间有很多粤语词汇，读起来有一种旧时代的代入感。葛亮的笔触很细腻地刻画出岭南饮食文化，还添加了一些挺有趣的茶楼行规，像客人指着鼻子就是要“香片”，指指嘴即要“水仙”，水中升仙；指指耳即是要“普洱”，字有耳旁；至于指指眉当然就是要“寿眉”了。这部小说从香港最古早的茶楼“杏花楼”开始叙述，带领读者体验茶楼空间的流变与社会变迁，亦融入很多关于粤港美食的习俗文化。葛亮举例广州人喜欢在过年前后吃黄沙大蚬，因为“蚬”取“显”的读音，有显贵的寓意。对当地人来说，吃蚬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记忆回溯。葛亮笑说自己并非老饕，不过对饮食情有独钟，并认为食物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去叙述岭南文化和特质。同时，食物还能够衍生很多文化元素，如戏曲、空间、其他非遗的部分。“中国人的道理都在吃里面。吃是很永恒的东西，你的口味代表着你对于这种文化的一种极度认同感。” 不过，他为此作品也做了很长时间的情感准备与沉淀。“（记者：担心写坏吗？）倒不是担心写坏，而是我觉得你要动笔的话，我希望笔下的一方水土，必须要有感情的。否则，你会觉得写它的意义是什么？写作一定是一个有温度的事情。” 筛选少量考据素材“调味” 下笔之前，葛亮会有一系列考据过程，运用很长时间搜集资料、田野考察和构思作品。在创作“家国三部曲”时，《朱雀》用了5年，《北鸢》则是7年。然而这种长周期的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沉淀，能够不断地反刍文字，用最精准的词汇去表达。葛亮每一部长篇小说动辄要30至40万字，这样才能完整地表达内心的创作意图和面向，比方说构筑一个非常完整的记忆城市、一个家族历史，“它真的是需要有这个体量去完成。所以在完成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态一定是很充实跟愉悦的。” 纵使有庞大的资料素材，他会悉数筛选，只动用少量素材为作品“调味”，让小说故事更为立体鲜活。不少人会以为在采集口述史时，受访者会不愿透露行业细节或流程。葛亮直言，许多老前辈比很多人想像的通达多了，观念也很新颖。 “他们没有说很多东西是密不外宣。在过程中，有些东西专业性太强，我一时可能catch不到，他们会说，‘葛老师，我来做给你看’。” 从未想过能当作家葛亮有很显赫的家族背景——太舅公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表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由于出生在知识分子世家，外界将他比喻为“文坛贵二代”。面对这个标签，他却学会顺其自然，不给自己添加任何压力。当然，他年少时期压根儿没想过当作家。在南京大学就读中文系时，班上倒是很多同学喜欢写作，系上还出版自己的文学刊物。“但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在做美编，负责画插图和封面。”他开心地笑道。不过，能报读中文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葛亮是中国“一孩政策”底下的第一代，那个时期，孩子的大学专业方向不属于个人选择，而是整个家庭的选择。为了争取更好的职涯机会和前途，许多父母会要求孩子攻读商科、法律或电脑相关的科系。其实，葛亮的父母亦是理科出身，分别是物理和工程数学。惟，两老都没有改变葛亮的梦想，反而支持他读中文系。他坦言，选读中文系或多或少与父亲有关。从小，父亲给他阅读《阅微草堂笔记》《世说新语》，培养对文学的感知，学习文字的语言审美。随后，主修俄语外语的父亲又给葛亮接触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无形中，他又被苏俄小说所影响，打开了小说的格局感，学会宏大的叙事和开阔的结构。这些“训练”为小说写作带来很大的裨益。 “我祖父的一些艺术见解肯定也对我是有影响，不光是艺术观、审美观，甚至也包括写作观。虽然他不写小说，毕竟是艺术史学者、一位画家，所以他的著述（《据几曾看》）也是围绕这个部分，不算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电影是写作养分之一其实，电影也是葛亮写作的其中一个养分。早在1998年，还在读大三的他就常常流连于南京的西祠胡同BBS论坛，其中“后窗看电影”板块尤其吸引他。而这个论坛是中国最早的电影论坛之一，为他带来了很丰富的电影资讯和启发。 “我现在香港浸会大学里面，除了教文学，我也在教文学向电影转化的课程。”不过，主轴始终围绕在文学，专注在剧本分析和文学语言，探讨原著小说如何通过电影改编，达到有效的转化，成为另一种艺术介质。然而，电影与文学的叙事空间终究不同。文学通常更加开阔，其叙事方式和语言构成为读者提供更大的解读与想像空间；一旦转化为影视作品，许多原有的想像会随之变得具象而具体。 “这两种介质（文学与电影）中间转化的过程，对我而言蛮美妙的。”葛亮透露，其作品《燕食记》也在筹备做改编，“我自己没有参与，但我会关注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会怎样（处理）。” 第一篇小说在香港诞生出身在书香门第，葛亮会不会很早就开始写作？其实不然，由于他对写作存有敬畏之心，不敢轻易动笔。直至他在千禧年远赴香港大学攻读硕博时，才开始创作第一篇小说《无岸之作》。而这部小说成功刊登在文学刊物《收获》上面。正是因为这次投稿成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亦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之旅。 5年后，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谜鸦》，拿下第19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他缓缓地说，这个奖项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如果没获奖，很大可能写作兴趣会中断。“我觉得台湾在这个方面对年轻的写者的这种鼓励，然后它的力度还是比较大。当时有出版人跟我讲，希望跟我合作（出版）一个小说集，包括《谜鸦》之后的一系列小说。它会是一个很实在的动力，让你继续写下去。” 长居香港的葛亮认为，南京是创作的温床，香港是写作的磁场。所谓温床是潜移默化地，让他能积淀题材、文学审美的感受，也包括历史感。虽然在南京古都成长，但未必会想要用文字有序地去表达。香港却带他踏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重新认识故乡南京 “南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你在生活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想要的一种审美体验，哪怕你是不自知的。但是到了香港，你会觉得，它和你的故土，作为一个城市而言，它的气韵的反差还是蛮大的。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躬身反照的心理——原来我的家乡还是很不同的。” “你会觉得，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当时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原来你换了一个生活的环境，才发现家乡如此的不同。”有了这样的落差感，驱使他用文字去记录这些事迹。毕竟在香港生活了20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欠了家乡和情感的债务。 “你太习惯了那个环境，没有发现到它（南京）的意义，或者没有发现它的美。” “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地标，是来自于六朝（古都）的神兽，叫做‘辟邪’。”有一次，朋友到访，便问了他，为什么“辟邪”会成为南京标志？辟邪是干嘛的？由于这个标志太普遍了，就算是南京香烟品牌也有这个标志，反而不会特别留意或研究。 “他追问很多问题，我发现我无法解答他所有问题。这个时候就是我说的所谓的习惯和蒙昧。” AI会不会影响创作？在人工智能（AI）时代，许多人都会好奇AI会不会影响创作？葛亮则很淡然地说暂时不会。 “为什么我说不会取代人类，因为人类是有七情六欲的，人类有情感的，而情感会导致你不会在所有的节点都是完美的。恰恰是因为人类会有缺憾，因为有遗憾、缺憾，反而造成了人类在创作方面某些特质。这是其一。其二是因为有缺憾，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带来了难以预计的一些意外。” 他说，AI太完满了，在AI里面没有任何“意外”。“所以我觉得恰恰是你看似的一些遗憾的部分，是人类最无可预计，最精妙的部分。” 简介： 1978年出生于南京，作家，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品涵盖小说、文化随笔与文学评论，代表作有《飞发》《问米》《朱雀》《北鸢》《燕食记》《灵隐》等等。他曾获第8届鲁迅文学奖、“中国好书”奖、“华文好书”评委会大奖、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家年奖等海内外奖项。长篇小说代表作《燕食记》、《北鸢》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曾获颁《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国人物、全球汉语文学年度作家、海峡两岸年度作家等荣誉。更多【人物】：电视烹饪节目主持人甄文达／推广中餐文化也探索美食期待遇见心动的美味影视界里的侠士毛尖为人民看烂片书法家王冬龄／乱书是自己的艺术语言

3星期前

人物

百格新闻

马新作家齐聚花踪文艺营共话文学

迈入第17届的花踪首次把颁奖礼、文艺营搬到柔佛新山更邀请新华文学家和马华文学家同台交流共话文学为文学把脉。

2月前

百格新闻

即时国际

诺贝尔文学奖偏好“小众”作家瑞典媒体人预测非欧洲语言区女作家

瑞典媒体人预测周四将公布的诺贝尔文学奖将颁给来自欧洲以外语言区的女性作家，也可能是来自墨西哥、阿根廷或非洲的作家，也有瑞典媒体人预测安提卡裔美国作家牙买加．金凯德将脱颖而出。

2月前

即时国际

星云

【英伦随笔】张永修/你有找某某作家吗？

我在英国的时候，朋友用短信问我有去找某某作家吗？先说几个作家的故事。多年前某上海作家X来马当花踪评审，很多大马作家以能与X谈话、合照或获得签名而引以为荣。一位曾经与会的大马作家，不知从何处得到X的地址，在一次飞上海时，特地上门拜访，却见不到X。另一位大作家Y在访马期间，获得某大马作家的接待。Y态度亲切和蔼，大马作家提起曾写过Y的评论文章，希望得到Y的指导，Y请马华作家将文章寄给他的秘书。事后马华作家照办，此后石沉大海，没有下文。一位知名作家Z，在谈到与编辑的关系时如此形容：是“鱼帮水，水帮鱼”。这原本是很密切而自然的事，但大马前首相纳吉有类似的话在先，就让人感觉有互相利用之嫌。纳吉在竞选期间拨款给华校，并暗示选民回报，红颜白齿的说：我帮你，你帮我。下面是我的故事。我原本在更早的时候就有去英国的打算，后来遇到新冠肺炎肆虐，多国沦陷，纷纷锁国封城，我即将计划挪后。在此之前，我曾询问过一位居住在伦敦的前报人A有关住宿的问题。因为我会在伦敦待上数个月，不可能常住旅店，因此想找出租房子。A简单的交代说她不熟租房事宜，我谢过她之后没有再联络。 A在写作上曾咨询我一些技术问题，书写好之后，又问我出版事宜，我向她推荐了某出版社，后来她的书顺利在该出版社出版。她从英国回来，没有联络我。新冠肺炎期间，她在某报以日记的方式写了在伦敦的相关报道，后来没有续文，我担心她的情况，脸书上看不到她的消息，也找不到我们之前在Messenger 的信息，便问同住伦敦的另一位也是作家的前报人B，对方回答说他与A不久前有聚会，她好着呢。此时我才知道我被A拉黑了。在英国，我连认识的人都不敢找，深怕给人添麻烦。因此，你说我会去找那些作家吗？

3月前

星云

动力青年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活动】唤醒文学被忽视的力量新纪元文学创作营&文学奖养成班

新纪元大学学院日前举办了两个性质接近的文学创作活动：文学创作营与文学奖养成班。作为统筹的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郑诗傧副教授说明，随着社会全球化及中国崛起，语言发展和经济实力有对等关系，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系统化地学中文。我们应该进一步提倡学生深化中文应用的能力，这其中包括欣赏与分析。文化底蕴让我们走得更远，保持优势。我们貌似是大陆港台以外应用中文领域最如鱼得水的一群，然而现今学习趋势恰恰相反。部分家长认为中文能力只涉及听、说、读、写。随着全球对文案越来越重视，对语言要求便不只是停留在沟通。另加人工智能的出现，我们唯有深化和强化中文，才能应付未来局面。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去赏析优美的文章，鼓励孩子更懂得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完整的想法。郑诗傧提及，日常教书时发现学生很容易放弃表述。当他们无法用语言清晰表述，她都会鼓励孩子尽量提升这项能力。她本身很重视阅读与创作，主催这两个活动，并不是以功利角度看待这件事，而是想透过一些积极因素激发年轻人创作。“年轻人很需要被肯定、需要平台，得奖无疑是一个最快被关注的渠道。喜欢写作的人心里都有同一种声音，希望被看到，得到有代表性的作家、评审老师的肯定，告诉他‘你是可以的’。” 有些事情羞于出口，不表示它不存在。她鼓励青年作者勇于谈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方法才可以得到出书或得奖的荣耀？文学奖养成班是基于这点而设立的。至于青年创作营则是下放到更广的层面。新纪元大学学院适逢其时，除了驻校作家杨隶亚，还有伍燕翎、王修捷、黄子扬，校友邢诒旺、谢明成、梁馨元、丘凯文、李承澳等人。青年作家，可培养新一代的青年作家。文学营导师蔡晓玲博士也分析了两个文学活动的分别：一个是面向明日之星，一个是面向中学生。当然，后者也可以是前者。她相信创作这件事无法通过传统教学那种老师教学生的输入方式，但可以通过创作经验或观念的分享，让另一个人有所获得。文学奖犹如四年一度的奥运新纪元大学学院创意与品牌部总监黄子扬也提及，10年前他还是个新秀，文学奖对他的意义是被文坛看见，证明自己，透过参与文学奖拿到进入文坛的入门票。10年后他还是会参加文学奖，看待文学奖却已有不同观感。“短短10年内，媒介变化很快。如今每个人都有发表作品和发声的机会。文学奖保留了一种专业性，经由更专业的眼光去评作品到了什么水准。让资深作者去评断年轻人，对年轻人是很重要的。” 文学奖是一个标杆，如奥运选手不断锻炼自己，四年一次互相竞技，看到自己水准写到哪里、自己作品是长什么样子。透过“新秀的标杆”，透过文学奖去证明自己达到哪个高度，这其中有一种专业性存在。换言之，文学奖在日益泛滥的发声渠道里，依然是新晋作家的定海神针。杨隶亚认为，如果文学是你的兴趣爱好，无论几岁都能参加文学奖，文学始终向所有人敞开怀抱，没有年龄限制，以学生参赛来说，不只能在出社会之前取得一份专业认可，奖金还比在校园打工更多。“我常鼓励年轻作者多多参赛，因为新手特别有‘得奖运’，他们作品中的纯粹，常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敢，让我们看见年轻人是如何打破时代框架，这是最可贵之处。” 蔡晓玲则认为，首先还是要找到自己真正关心的事，这应该是比考虑得奖与否、回响如何，摆在更前面的东西。如果是为了得奖而写、为了写而写，散文的话很容易变成为文造情，小说的话也恐怕会过度炫技。先通过散文与自己对话，回到那些深刻的场景中。不是日常琐碎的，而是深刻完整的片段。这些片段有可能是当下的处境，也可能是很久远以前的回忆。但即使是当下的事，它必然是被过去的某些经验所影响的。沿着时间的长河一直往回追溯。 “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你驾着车在一条路上，你看着旁边那条与你反方向的路有无数的车，堵着，而你这条道上并没有车。于是你不断地驶向过去，一边写，一边追问与思考。如果是发自作者内心的声音或关怀，即使幻化成小说中虚构的情节，还是能触及幽微处，让读的人——不管是文学奖评审或一般读者，也有所共鸣。” 文学的社会价值杨隶亚说道，如果文学是你的兴趣爱好，你或许喜欢读、喜欢写，其实不一定要参加文学奖，它可以是生活中陶冶性情的存在；倘若你心中向往成为一名“作家”，渴望“出书”，那么规划自己的“创作方向”就很重要了。这次的文学写作课程最关键是“构思一本书”的诞生，不再只是把累积多年的作品整理集结，她想和大家分享如何写“创作计划大纲”，让创作者尝试挖掘自己最关心、最擅长的主题，进而成书——往往这样的作品最能反映“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也是我们为何会创作的初衷。文学会带来怎样的社会价值？郑诗傧特地提及一本书籍：林达夫妻所著的《像自由一样美丽》。一群犹太儿童被拘禁于集中营时恰巧跟文学家、教育家一并羁押，他们貌似没有明天，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可以用文学和艺术去点燃最后的希望与艺术火苗。若儿童能幸存，心中还有一丝光，就可以对抗黑暗。而文学，就是这种光。“侵略家占领一个地方首先一定是残害知识分子及艺术家。他们害怕社会开眼，而我们应该做对的事情：应该让青少年乃至社会开眼。” 相关报道：【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活动】动手升级再造把垃圾变黄金【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看清医美价值及概念误区恢复原有自信【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文化说】纸扎艺术需新血夕阳行业【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文化说】方志聪教练：跆拳道展现人生态度【动力青年/《学海》少年】在数字时代阅报，鼓励中学生紧跟社会动态【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为什么我会被抛弃？”弃婴展“提倡尊重生命

3月前

动力青年

人物

作家马尼尼为／写作者一定要有不满

去台湾念书，是叛逆的选项。念美术系，也是。美术课上不太听话，叛逆。走进没人看好的婚姻，叛逆。30岁开启作家生涯，出发点也是为了反抗什么。自2013年出版第一本书，10年来创作不断，她写诗，写散文，画绘本，得过一些文学奖。2024年，马尼尼为发表首部长篇作品《故乡无用》，转身凝望自己的家乡，写的尽是无用的人。 “我写的都是不讨喜的东西。我没想要迎合谁。” 报道：本刊李淑仪摄影：受访者提供在访谈起始，把“叛逆”两个字抛给她，她接住了，静默一阵，说很少有人看到她叛逆的问题。说着说着，叛逆几乎贯穿了她的人生走向。小时候其实很乖的，是成绩很好的那种小孩。听话。不用师长操心。青少年听中国摇滚，身体里隐隐鼓噪着一种年轻的愤怒，再用画笔抒发。“叛逆是在心理的，跟实际表现相反。一直到高中，我都是很乖的人。” 高中毕业，乖小孩变得乖张。“我要开始面对自己的叛逆。”叛逆是不听大人的话。叛逆也是，明明成绩很好，却背弃人人眼中“更好”的选项，报读台湾师大美术系。叛逆难容于世，往往不是因为坏或恶，而是过于天真。 “我是理科生，班上的人都想当医生、工程师，所以心里有种好像已经没法再跟其他同学聊天的感觉，因为只有我去了一条很不被看好的路。”原因很单纯，“就是喜欢画画。” 没想到大学4年，拥有相同喜好的台湾同学，却也没有要跟她说话。“他们看不起侨生。”没遇到好同学，也没遇到好老师。托着理想飞到远方，学不到半点东西。一个本该教人创作的科系，活生生吃掉一个人的创作欲望。一个毁灭梦想的地方。“毕业后我根本不想再画画。所以我其实很愤怒啊。什么都没学到。” 选择做自己，需要承受很多挫折，“美术系读出来，没有出路，没法赚钱，这些都是要去面对的。”马尼尼为曾在画廊和公共艺术公司上班，也有过到处打零工的日子，偶尔投投稿。“到后来其实也没人看好我的婚姻，我还是去结婚了，就是一种叛逆吧。” 她的婚姻生活，有先生，先生的妈妈，先生的弟弟，接着多了一个儿子。大家住在一起，台北房子小，摩擦多，磨出了她的写作欲望。很多话想说。用他们不屑看见的方式说。 “我对我婆婆实在有太多的忍无可忍，觉得她跟原生妈妈差太多了，所以第一篇我想写的就是她。从那之后，我想写更多，写了我婆婆，写了我先生，再写我小叔，拿去投稿。” 幸运地，这些稿件被台湾独立出版社打捞，集结成她的第一本书《带着你的杂质发亮》（2013），书本原先有个更直接的名字，叫做《台湾没那么美好》。在写作里得到解放总是有很多愤怒。她从不遮掩心里的恨与不满。是这些东西唤回她想创作的魂。当了母亲，她写《我不是生来当母亲的》（2015）；恨透了先生，她在诗集《我们明天再说话》（2017；原名《你父亲已经死了》）里“杀夫”；杀一次不够，先生在隐晦家庭3部曲绘本（2019；《老人脸狗书店》《我的蜘蛛人爸爸》《猫面具》）死了一次又一次。 “人都会有不满。或者说，我觉得写作者是一定要有不满，如果我真的生活很幸福、很安逸，我应该不会写作。”平淡的东西，她也不想写。“我写的都是不讨喜的东西，我也没想要迎合谁，我觉得生命再也不会去在意谁的眼光了，已经肆无忌惮，全都不管了。” 她在写作里摆脱现实的禁锢，得到解放。回到现实，写作始终是被亲人看不起的事。10年没有上班的日子，没有固定收入喂养家庭。“被看不起是一种感觉，人的头脑会忘记细节，所以我不会去记得谁看不起过我，但有种感觉一直是这样的。”生活最辛苦的时候，也是马尼尼为觉得写作最好的时候。收入不稳定，未来不稳定，因此更要抓紧时间去写，抓紧机会去写。定居台北这些年，她数次获得台湾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辅助，可以持续有作品面世，包括散文集《没有大路》（2018），里头写她的母亲，她的家乡。6年后，她入围台北文学奖年金奖助计划，有机会出版《故乡无用》（2024），再次书写她的故乡，她的家族故事。 “其实放很久了。我想写我妈妈那一代的人。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妈妈、故乡都是写不完的。” 故乡是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马尼尼为的故乡有3个。童年栽在拉美士，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小到整个城镇只有一间华小。全家住在父亲工作的橡胶厂宿舍，9年没接触过一本课外书。四年级，她转校到麻坡，住在阿公阿嬷家，读了很多很多书。14岁那年，妈妈在娘家附近买了一间房，她从爸爸的故乡搬到妈妈的故乡，在渔村溜达着长大。 3个故乡，揉成《故乡无用》里的场景，假假真真。“大部分是真的。”书里的亲戚故里，自杀的自杀，迷信的迷信，发疯的发疯，失败的失败。多是没有学历，没有发达，丑得活生生的，无用的人。 “这也是延续一种叛逆的心态吧。我从没想要自己的作品出现所谓成功的人。当然跟我的处境有关，因为经历过这种不成功的感觉，被看不起的感觉，所以我才觉得自己能和他们感同身受，也才会去写这样的东西。” 19岁去的台湾，转眼二十多年。在异乡生活的日子，已经长过待在故乡的时光。每年她会回家至少一次，也从未真的想清楚，人究竟要回来，还是继续留在那里。是故乡的力量吧，她说，一个人终究无法在他方生出归属感。 “故乡是一块泥土，它会不停长出东西。是一块野地。野生的。每隔一阵子回去看，它会长出不同的东西。”对写作者而言，“故乡也是我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 作家之外的事故乡是写不完的，人又怎会没有乡愁。蜗居台北多年，双脚不着泥土的地方，马尼尼为也找到她在异乡的故乡。 “我的乡愁，可能就用我的猫来填补吧。”在马来西亚，猫是在外面跑的。在台北，她可以养猫，摸猫，吸猫，跟猫一起睡觉。她把猫称作妈妈，称作故乡。“因为它是那么自然。所以我很方便，去到哪里都有一个妈妈。它就是我的故乡，我的乡愁。” 猫总是蹦蹦窜窜在她的作品里。她在诗集《我和那个叫猫的少年睡过了》（2019）写自己和猫的爱情。猫是她创作里，不满的反面，是爱。爱不会止于言辞而已。 “我一直拿台湾当局的辅助，有幸可以写作赚钱。我在想，作家之外的事情是什么？一个人能够每天坐在家里写作，完全不用对社会负责？我是不是要走出去，回馈社会？那我应该关心台湾的什么？” 她关心到了动物收容所。 2021年获得“台湾书写专案”辅助，马尼尼为走进收容所采访工作人员，写就《今生好好爱动物：宝岛收容所采访录》（2023）。期间，她看见很多洞孔，没有人填补。采访结束，她没有离开这个场所，留下当志工，找纸箱，铺纸皮，买饲料，带猫咪看医生，也发挥自身号召力，在脸书专页向大众募资、号召人们收留领养。一边居家写作，一边闯收容所，心情落差很大。 “是完全的对比。好不容易写了一本书，你看不到任何成效。在收容所待一下午，我做志工能够影响的事，能够改变的事，我能带出一只猫，就改变一只猫的命运，是很实际很实际的。” 台湾有足够的资源和机会支撑她写作。写作给她面对生活的力量，只要还可以写，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她害怕。如今她也有能力走入台湾社会，用实际的付出带来改变，这会不会换来一丝在他乡的归属感？不是这样的。她不是这么看的。 “我最大的惊喜是，文字能够把我带到这么远的地方，做这些事情。一个作家，出一本书十本书都可以说是走了很远，但是能够每年募到一笔钱，帮助一百只猫，其实这些都是文字的力量，是我没想到的文字可以带给我的力量。 “我觉得我真的已经去到一个很远很远我没法想像的地方了。” 更多【人物】：台湾自然文学作家刘克襄／在菜市场里，找下一个写作题材台湾作家马翊航／边学族语，边写族群文学演员万芳／演出不是最终答案，每天不同的感受会产生新诠释

4月前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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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马翊航／边学族语，边写族群文学

台湾作家马翊航是台东卑南族人，父亲来自Kasavakan建和部落。他在距离部落1小时的池上度过童年生活，成长后才有族名“Varasung”，学习族语也是几年前的事。 2019年出版的散文集《山地话／珊蒂化》，更是他在不会写族语的情况下书写的。身为原住民作家但不会说族语，对原住民文学不理解的读者，乍听之下或许有些“不对劲”。但马翊航却认为，对一名创作者而言，这个身分带来的生命经验更为重要。 “原住民文学不见得‘只会’或‘不会’族语，而是关于原住民这个身分。”马翊航说。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黄冰冰 “我感觉到吉隆坡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城市。走在路上看见不同族群的脸孔、不同文化的街区，好像你可以用很短的距离，就能穿梭许多不同的文化空间。”伴随声音和味觉，各种强烈的城市色彩带来的刺激感，在游走吉隆坡3日后，马翊航笑言每日都处在“感官超载”的状态。这是他第一次探访马来西亚，但行人在耳语间传来的语言却微妙地熟悉，“马来语跟建和卑南语属于南岛语系，所以有些字相像、有些一样，就像‘Ayam’在马来语里是鸡，我们是鸟。”虽然学习族语是成人以后的事，但对原住民身分的想像，在他的记忆中始于青少年时期。不要忘记你的身分首次离乡背井，是马翊航到花莲就读高中之时。这时的他开始接触文学，“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文学创作不在课堂作文考试的框架，更可以用来回应自己生命问题。”当时，他曾出席一场与乡土文学有关的文学营队，因指导老师、台湾诗人向阳的一席话有所启发。 “向阳老师对台下的我们说，‘如果在座有原住民学生，请不要忘记你身上有很重要的血液，你要用你的方法为你的族群书写。’我在当下没有举手说‘我是原住民’，但这一番话像种子种在我心里。” 然而，当他在思索与原住民的身分连接，却发现从出生地开始，就有了距离。童年住在距离建和部落1小时车程的池上，除了来自台东建和部落的父亲，母亲这头有初鹿部落的外婆、来自云南腾冲的外公，继母是闽南人。家族间多重族群的融合，让他对原住民身分感到困惑。 “我以前也不会说族语，可是当人家知道你是原住民时，自然会对你有些期待。”每当旁人提及此身分，接下来的提问：“卑南族有什么原住民文化？你有专属的传统服装吗？祭典时回部落吗？”这些问题在他身上，貌似得不到答案。高中毕业后，马翊航到台北继续人生旅程的下个阶段。离开原生部落看似越来越远，但该如何回应原住民身分的相关提问，他不曾停止思考。要从家庭开始认识自我身分在16岁写了一篇身分相关的文字，即便大学读的是中文系，硕博士读的是台湾文学，但过了很长的时间，马翊航不曾处理原住民写作。“我电脑里都是写作的草稿，有一些题材放了七八年甚至更久，但很多都不曾发表。有一些是没信心，也有更多是关于同志的身分和家里的关系，或许也是还没找到适合的表达方式。” 2019年，他35岁，出版散文集《山地话／珊蒂化》，书名语带谐音与双关。 “山地话”是马翊航面对关于原住民、农夫的小孩、同志等多元身分和语言的探问；“珊蒂化”则是他用载歌载舞的美丽妖娆身姿，书写家族与个人记忆中的原住民与性别经验。 “以前的担心是多方面的，但我觉得它有几道门慢慢被打开，所以在《山地话／珊蒂化》要加一个斜线，因为它不是用正面的方式直接去处理族群。”他认为，要认识自我身分得从家庭开始，“我一直在做的，就是将我生命里很多语言族群的接触点，一个一个描绘出来。所以我才在一开始说，到了吉隆坡有很多族群声音的接触点。” 即便出版了和原住民身分相关的散文集，但那时的他仍不懂族语。发现不一样的世界观成年后，马翊航才有了族名“Varasung”。而冠病疫情期间全球封锁，这才让他空出时间配合台湾师范大学的进修课程，开始学习建和卑南语。 5月初，他和台湾诗人、作家陈柏煜在诚品生活吉隆坡店举办题为“想像鱼刺刺了一下”座谈。之所以命题如此，源自建和卑南语使用喉塞音。他说：“老师要我们想像‘鱼刺刺了你一下’或‘拿手指压进喉咙’。这样做以后很自然地就发出（音）来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想像。” 透过学习族语即多了一个管道，增加与部落或亲友的对话机会。惟他表示对话不单指用族语直接与族人沟通，而是让部落里的人知道在外族人的孩子，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关心部落文化。而不透过翻译便能读懂族语，马翊航表示偶有惊喜。他从一样的词汇发现部落不一样的世界观，以野生植物血桐树为例，“这个植物被割开后留下的红色汁液像是流血，因而得名。在部落里血桐叫做auvuv，同时也有流血的意思。” Auvuv用在日常对话，更接近‘呵护受伤的人’。在建和部落里，若小朋友受伤时，族里的人就会说“auvuv auvuv”，马翊航进一步解释：“族语跟植物间仿佛有另一种互动的关系，因为血桐这个植物是‘受伤的植物’ ，所以要去抚慰它。” 目前生活在台东建和部落的卑南族人，少于1000人。而能够流利使用族语对话者，大多为50岁以上的族人。马翊航对比不谙族语前，如今更愿意回到部落参与祭典，从中了解当地的生活境况。 “对我来说，并不是因为被一些事情触发后，才转过身热切地拥抱我的身分。我反而想用比较自然、随缘方式……人生中出现了什么是你的境遇，而写作只是把这些境遇写下来。” 重要的在标签底下人的一生必然伴随许多标签，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某一个群体。马翊航是一名作家，而“原住民作家”是他对外的其中一个标签。虽然他并不排斥被标签，但会警戒出现预先指定的情况。 “例如在我没有学族语前，每当以原住民作家出席文化活动，主办方会问是不是可以用族语朗诵文章，或者有人会说‘你应该要有一个族语名字，”在思考原住民文学时，他认为不见得“只是会”或者“不会”族语，更重要的是关于原住民的身分。马翊航传递予大众，台湾原住民不只有一种原住民，有很多的部落以及不同的生存状况。有人生活在城市，有人生活在部落，有人不断来回在两者之间，甚至也有人在海外。这些生存状况，或许是受到社会影响，也有国家的介入，但社会时常以“一个人会不会说族语”“愿不愿意亲近自己的部落”视为个人的责任，他说：“很常听见的就是：你不爱你的部落，你不爱所以你不回去。” 他强调台湾原住民的生命历程都不一样，很可能经历了不同的缺损、不同的移动，“原住民的身分包含几个元素不断交织，像是血缘、生活空间、语言表达和生命记忆。每个人都处在这一种生命状况当中，所以标签底下的东西才应该关注，这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 身分随生命历程不断变动对他而言，文学写作是一段不断与生命体验互动的过程，“在不会族语前，创作有它的互动方式；在接触族语之后，它又有它的互动方式。” 从青少年到现在，马翊航视文学为梳理身分的媒介，问及是否因此从写作中找到了自己？他表示不会那么快为此下定义，“‘找到了’好像目标已经在了。我觉得目标在了，人的行动就会停滞。火车到站，你下车后就不在这个车上了。” 而写作是一直不断进行的过程，这个“回答的方法”也会随着时间和生命历程不断变化，“身分也一样。我是原住民，我是男同志。对我来说，这个身分永远都在变动。”他认为看到这些变化，远比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更重要，“我不是不为我的群体发声，而是想让其他人看到原住民、同志也有这样的角色存在。或者是说一个学习台湾文学的人，在里头也可以有这样的风景。” 【马翊航小档案】台东卑南族人，1982年生。池上成长，父亲来自Kasavakan建和部落。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博士，曾任《幼狮文艺》主编，著有个人诗集《细软》、散文集《山地话／珊蒂化》，合著有《终战那一天：台湾战争世代的故事》《百年降生：1900-2000台湾文学故事》。更多【人物】：演员万芳／演出不是最终答案，每天不同的感受会产生新诠释军事电影务求逼真激烈，徐添发：As real as it gets 作家苏伟贞／被贴标签也无所谓，是好是坏皆个人想法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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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苏伟贞／被贴标签也无所谓，是好是坏皆个人想法

马华作家与张爱玲，两个关键词看似并无关联，在苏伟贞身上却像是一个连接点，究竟两者之间有何关系？身为学者、作家，同时也是老师的她，面对学生请教写作一事，她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报道：实习记者陈德兆摄影：本报陈敬晖吉隆坡第一国际机场入境口熙熙攘攘挤满了人，好像全世界的接机人都是这般迫不及待。只是接机意味着需要等待，在这等待的间隙总会让人无意识地晃神。可正是这晃神的片刻，苏伟贞便和她的学生林明发走到了入境口前，她步履轻盈，身穿黑色风衣，拉着布制行李箱就走了过来。载送苏伟贞从机场前往酒店的路上大约一个小时。下机的旅客上了车，一般会趁机在这段时间里合眼养神，但她不是，反而一路都在低头对着手机看。我通过后视镜查看，她似乎在处理公事，一直到达旅店才真正地放下手机。再一次来到马来西亚，是应依大文学季之邀，以《文学：这神秘的磁场，转换了时间》为题，为在地大学生分享历史如何塑造成文学经典。题目虽看似深涩，却意义深远。其中引用了各不同作家、学者的说法，以及文本来阐释，如童伟格、骆以军、陈思和、北返作家王啸平、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包括她自己的小说《陪他一段》等等。比较特别的是，这是她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的大学演讲。到香港念研究所结下马华缘分从到达马来西亚后的第一个晚餐，苏伟贞便自称是“马华之友”，接下来在依大文学季以及和马大中文系合办的两场演讲上，皆能听到“马华之友”这个代号，甚至在演讲过程中不断提及马华作家及其作品，如潘雨桐的〈烟锁重楼〉、留台马华作家商晚筠的《七色花水》、李永平《吉陵春秋》、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黄锦树《梦与猪与黎明》等等。先不论她与黄锦树、张贵兴等人的交情，从最初要到香港念研究所这一件事情，便可窥看她最初的“马华缘分”。 1986年两岸文化交流开放之际，苏伟贞和她的先生张德模多次前往大陆探亲，过程中亦结交了许多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常常待在一起聊天。如此长期以往的聚会交流，苏伟贞说，“如果有了工作，或许在交流上会有更多共同的话题。”于是想鼓励张德模到校教书，但因年龄关系，最终换成自己去念书。关于选择去香港念研究所这件事，苏伟贞说，“毕竟香港也不远，所以后来就去了港大，那也找到指导我的老师李家树。”与香港大学的机缘，也涉及一位新马学者林绿，苏伟贞更是强调需要记得这个名字。林绿，原名丁善雄，大学时期就与张错、王润华等人创办《星座》诗刊，后来获得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研究所。“他是到美国去学英美文学的，后来在师大教书，也会长期在港大的中文系客座。后来我知道他在那边，就跟他联络，那他就帮我牵线，所以其实是从林绿开始的。” 论文研究张爱玲开拓“张派作家”概念张爱玲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应运而生的则是一众私淑张腔的作家。王德威曾在《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一书中指出，张爱玲的文学技法与写作姿态几乎影响了大部分的作家，从而形成了“张派”作家群，这当中苏伟贞便是一例。和张爱玲的缘分，实际也与写论文有关。苏伟贞说，在书写论文和研究主题上其实也遇到一个问题：基于本身也是写作者，让她一时之间要研究谁的作品成为一件为难的事情。苏伟贞曾在《联合报》副刊工作，身为编辑，因缘际会与张爱玲通信。虽然张爱玲不怎么回信，但苏伟贞依然会照着自己职务的责任继续写信，这样的机遇也为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管道。苏伟贞说，“自己在工作过程中常与张爱玲通信，也因而对张爱玲的作品较为熟悉，在这样的契机与熟知度下，研究谁、什么文本，貌似就这样一点就通了。” 念硕士期间，苏伟贞研究了张爱玲在香港时期的小说，包括《赤地之恋》《秧歌》等；博士论文则开拓“张派作家”的概念，将之导入台湾文坛，后著成《描红：台湾张派作家世代论》一书。然而，对于“张派作家”这一标签，苏伟贞说，“我其实不是一个在乎标签的人，在进入学界之后，我很清楚必须要归纳才好研究，若没有做一个题目来归纳的话，基本上很难展开研究。” 身为学者，标签是研究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唯有标签，在研究上才能够更好地进一步探讨、分析。但“标签”有时候即意味着局限，“张派”一词仿佛又是两面体，是好是坏都是个人的想法。王安忆与黄碧云，前者不同意自己为“张派传人”，后者亦是反感这样的称号，作家或许都有自己的坚持与看法，包括林俊颕对初期将自己与张爱玲相提并论会有窃喜之感，但后来也表示，若时间久了还是被这类“标签”束缚着，不就说明自己并没有什么进步吗？这仿佛是一种隐喻与暗示，是大部分作家都不愿面对的结局。但进一步延伸，研究张爱玲或是“张派作家”有何意义？过去提及张爱玲，大部分人都将之抬上神台的位置。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张爱玲”、“张派”几乎成为了重要的关键词，苏伟贞说，“1995年张爱玲过世，新世纪还会有人谈张爱玲吗？还有人是张派作家吗？这个书写怎么持续下去？”接连几道问题换来的疑惑，也印证了研究主题的时效性。研究学术就是一路披荆斩棘，不全然是通畅无阻。念博士班期间，丈夫张德模患癌，她一边照护一边念书，直至丈夫去世，原先念研究所的目的也随丈夫离去而渐渐消散。天稍暗了下来，我若隐若现地看到她的发丝反射着微微的紫光，仿佛岁月的递增并没有消磨那份坚持。一切看似到头，但念书这件事却一直都在持续着。时代更迭标签亦会更换同样被归类为张派作家的还有朱天文，和苏伟贞皆与张爱玲有过一段戏剧性的一幕。 1994年，台湾时报文学奖设立了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分别由朱天文和苏伟贞获得首奖及评审奖；同年亦将“特别成就奖”颁给张爱玲。苏伟贞说，“去领奖时看到我们3个人的照片摆在大礼堂那里，大大的，非常的戏剧性，那一刻简直是人生的巧合。” 从“祖师奶奶”到“张派传人”，3人齐聚在那样的文学盛典上，仿佛缘聚于此，是神秘的定局。但现如今，传奇已逝，其成就是否还会成为其他作家追捧的榜样，在现在的时代看来似乎不得而知。但若是再将朱天文放置在“张派作家”的作家群里，恐怕早已不合时宜了。苏伟贞说，“在书写程度上，或许她已经超越了张爱玲，有了自己的成就，在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她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而一时的标签会被将来的标签撕下，所以我自己是不太在意这件事的。” 时代更迭，标签亦如是更换着。写作是教不来的谈及张爱玲，不免提及关于写作这回事，当问到关于“如何成为作家”这件事时，苏伟贞回复“我的答案永远都是我没有办法教你。” 常有学生会拿着自己“非课堂作业”的作品给她看，但她都会拒绝学生的这一要求，看似无情，却是最真实的教导方式。作为老师，批改课堂作业是责任、本分，但要求看课堂之外的作品，然后告诉学生如何写作是自不量力的。 “写作是教不来的，我都会鼓励他们先去好好地看书，如果有写作的可能，你就会在书中找到一个你会要的东西。” 要写作，读书是本分。苏伟贞坦言，她所认识的作家个个都博览群书，若没有这样的历程，要写好小说是很难的。她也举例，像骆以军《匡超人》并非随意的借代经典，那是必须要看书看得够深刻，才能够借代《儒林外史》的“匡超人”概念及形象，而借代的同时要如何将之变成现代的书写，那就看个人的功力了。作家苏伟贞简介台湾台南人。政治作战学校影剧系毕业，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博士。曾任职于军队、《联合报》副刊副主任兼《读书人周报》主编，前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为致理科技大学教授。曾获得联合报文学奖、文建会优良舞台剧本奖、国军文艺金像奖、银像奖、中华日报文学奖、中央日报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评审团推荐奖、新闻局出版报导主编金鼎奖、九歌出版社年度小说奖、府城文学奖等。著有《红颜已老》《陪他一段》《世间女子》《旧爱》《离家出走》《来不及长大》《离开同方》《热的绝灭》《沉默之岛》等。更多【人物】文章：蔡依霖推动社区营造串起人、土地、社区的联结广播人兼作家马世芳／流行歌曲生动捕捉时代氛围咨商心理师周慕姿／原来我们都把别人想得太强大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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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日安巷北】好归你坏归我/陈旭辉

脱离职场后，头脑风暴也好，脑力激荡也好，与我皆属天各一方，互不来往。偶尔会惦记集众思，广忠益也的日子，一群人或数人小组，在一个设定主题、有截止期限，把预定的建模完整呈递，成品毋庸完全交由某人或市场鉴定，只要在过程中探求到彼此间的进取，就是千金不换的劳绩。唯有全程参与，才能细微地体验到里头的各种况味，从合作伙伴变身战友，戳力奋勉而成，就算缪斯缺席，集合不同的脑汁在熔炉搅拌，蓄力接力发力，上桌之际，早已不是一道佳肴那么简单了。小小星火燎原成大火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微之不慎，星火燎原，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头，我不停“撩”好友庄益安，“你的文字见报率这么高，堆积起来，已经是一道蜿蜒盘旋的罗马路了，还不结集成书待何时呢？”一次又一次诲人不倦游说他出书，最终大家在半推半就情况下拱上了“开工大吉”的牌匾。两人力道淡薄，拥有三四十年编丛书、编杂志经验资深美编陈鸿宝，同时他也是庄益安第一本著作《思念的猫头鹰》的负责人之一，把新书编版的重任交给他，一定是不二首选。把自己赶上架子的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把封尘的笔记型电脑找出来，不卜而知的事，就算让我翻箱倒柜找出来，电脑早已失灵，急急拨电给身在南部的妹妹商议，到底应该拿去修理还是买一架二手电脑呢？在MCO买了两架电脑给孩子上网课的她，主张帮我寻找二手电脑，一个星期之后，收到妹妹委托电脑公司寄来的大邮包，汇上700大元即刻开工。一个在米都，一个在吉隆坡，最远的那个作者在英国，因为时差关系，不想一旦情急影响彼此生活作息，我和他们协议，不在电话中建立3人群组，大家采用一对一的对话方式，这样更能明确地传达所思所想，让整个进度更为流畅。在花了11个月把这本书编完之后，我代入了英国的时间，终于搞清楚“七上八下”的细微差别。英国与俄罗斯相差6小时，英国与德国、意大利和波兰欧洲区的时距，就像我们与泰国的一时之差。在刚刚过去的3月最后一个星期，英国凌晨拨了快钟，马来西亚和英国相差7小时。进入严冬是再拨慢一小时，变了8个小时的距离。虽是如此，很多时候还是会昼夜不分，有文字需要删改、补充，彼此都会在WhatsApp先以一句“亲”开头，对方一旦有回应，立即切入正题，倾泻急事，大家有如日夜守着电话，通常都不会超过30分钟，就会迎刃而解。还有一件趣事，我习惯了用繁体，对于简体字的敏感度极低，有好多字体一旦转为简体，很多部首都简化到认不出来，人啊心啊鸟啊虫啊，不是不见了原型就是三变一，搞到我不停画饼、添足，最后交到美编陈鸿宝手上时，竟然变了一堆奇形怪状的乱码字体，大家急如热锅的蚂蚁，再三研究之下，原来除了简体与繁体之外，庄益安写的所有文章都是用手机手写体，所以在数款不同的输入法融合之下，出现异象是完全合情理的，最后靠着陈鸿宝智力，一切化繁为简。至于为什么会选用《日光.7号书房》，庄益安一早心里有谱，他在英国住址7号，大大小小创作都在这里诞生，所以《7号书房》是一直坚持的原型概念。我犹嫌单调，再推敲点化的字眼，后来想了十多个，包括《7号书房昼与夜》、《酿字7号书房》、《眷守7号书房》，一度我极力推荐用《日安.7号书房》，因为这句可以用在早午晚安的问候语，有着极为瑰丽、华美的画面，但庄益安生性低调，心坎卡在“安”字，觉得有如在用自己名字打书，陷入犹豫之间。日光日安皆是好后来，我退一步想，一本书的最后主人是作家本身，若有一丝的抗拒，或多或少都会造成日后内心妨碍，所以割舍了《日安》，但对于“日”字，内心有着固执拘泥的喜好，我喜欢有光有希望的文字，看了之后有一种推动的余味，而不是戛然而止的断句式。一日，忽然之间，忽然想起三毛写词、李泰祥写曲，有河童有稻草床的〈一条日光大道〉，再想起许茹芸情思缠绵的〈日光机场〉，霎时，《日光.7号书房》完整浮现在我目下。当一遍又一遍地推敲每一个字眼，在浩瀚字海中挑出错别字时，内心是悲喜交加，开心的是又少了一个可能性的错，沉重的是，有没有看漏眼，还有很多埋伏的地雷呢？我开玩笑地和庄益安说“校对那一栏，可以不要放我的名字吗？从来没有人会赞美这人太会校对了，但若有差错，校对者肯定要凌迟处死”，最后我决定自欺欺人地在那栏目上放了自己的英文名字，或许就无人知道是我了。我试过很认真地对庄益安说，身为你的执行编辑，当你把所有文字写好之后，后续的工作就交由我吧，没有沙石就不够人性化，但我会尽力做好编辑的所有工作，等到付梓成书那一日，你只需在那接受赞美就好，所有好归你，若不幸有瑕疵之处，那些坏有编辑承担，不是我伟大，而是当一个作者，真的真的，不易，格外需要全心吝惜。

5月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