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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

5小时前
4星期前
2月前
马华作家与张爱玲,两个关键词看似并无关联,在苏伟贞身上却像是一个连接点,究竟两者之间有何关系?身为学者、作家,同时也是老师的她,面对学生请教写作一事,她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报道:实习记者 陈德兆 摄影:本报 陈敬晖 吉隆坡第一国际机场入境口熙熙攘攘挤满了人,好像全世界的接机人都是这般迫不及待。只是接机意味着需要等待,在这等待的间隙总会让人无意识地晃神。可正是这晃神的片刻,苏伟贞便和她的学生林明发走到了入境口前,她步履轻盈,身穿黑色风衣,拉着布制行李箱就走了过来。 载送苏伟贞从机场前往酒店的路上大约一个小时。下机的旅客上了车,一般会趁机在这段时间里合眼养神,但她不是,反而一路都在低头对着手机看。我通过后视镜查看,她似乎在处理公事,一直到达旅店才真正地放下手机。 再一次来到马来西亚,是应依大文学季之邀,以《文学:这神秘的磁场,转换了时间》为题,为在地大学生分享历史如何塑造成文学经典。题目虽看似深涩,却意义深远。其中引用了各不同作家、学者的说法,以及文本来阐释,如童伟格、骆以军、陈思和、北返作家王啸平、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包括她自己的小说《陪他一段》等等。 比较特别的是,这是她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的大学演讲。 到香港念研究所 结下马华缘分 从到达马来西亚后的第一个晚餐,苏伟贞便自称是“马华之友”,接下来在依大文学季以及和马大中文系合办的两场演讲上,皆能听到“马华之友”这个代号,甚至在演讲过程中不断提及马华作家及其作品,如潘雨桐的〈烟锁重楼〉、留台马华作家商晚筠的《七色花水》、李永平《吉陵春秋》、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黄锦树《梦与猪与黎明》等等。先不论她与黄锦树、张贵兴等人的交情,从最初要到香港念研究所这一件事情,便可窥看她最初的“马华缘分”。 1986年两岸文化交流开放之际,苏伟贞和她的先生张德模多次前往大陆探亲,过程中亦结交了许多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常常待在一起聊天。如此长期以往的聚会交流,苏伟贞说,“如果有了工作,或许在交流上会有更多共同的话题。”于是想鼓励张德模到校教书,但因年龄关系,最终换成自己去念书。 关于选择去香港念研究所这件事,苏伟贞说,“毕竟香港也不远,所以后来就去了港大,那也找到指导我的老师李家树。”与香港大学的机缘,也涉及一位新马学者林绿,苏伟贞更是强调需要记得这个名字。 林绿,原名丁善雄,大学时期就与张错、王润华等人创办《星座》诗刊,后来获得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研究所。“他是到美国去学英美文学的,后来在师大教书,也会长期在港大的中文系客座。后来我知道他在那边,就跟他联络,那他就帮我牵线,所以其实是从林绿开始的。” 论文研究张爱玲 开拓“张派作家”概念 张爱玲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应运而生的则是一众私淑张腔的作家。王德威曾在《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一书中指出,张爱玲的文学技法与写作姿态几乎影响了大部分的作家,从而形成了“张派”作家群,这当中苏伟贞便是一例。 和张爱玲的缘分,实际也与写论文有关。苏伟贞说,在书写论文和研究主题上其实也遇到一个问题:基于本身也是写作者,让她一时之间要研究谁的作品成为一件为难的事情。 苏伟贞曾在《联合报》副刊工作,身为编辑,因缘际会与张爱玲通信。虽然张爱玲不怎么回信,但苏伟贞依然会照着自己职务的责任继续写信,这样的机遇也为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管道。苏伟贞说,“自己在工作过程中常与张爱玲通信,也因而对张爱玲的作品较为熟悉,在这样的契机与熟知度下,研究谁、什么文本,貌似就这样一点就通了。” 念硕士期间,苏伟贞研究了张爱玲在香港时期的小说,包括《赤地之恋》《秧歌》等;博士论文则开拓“张派作家”的概念,将之导入台湾文坛,后著成《描红:台湾张派作家世代论》一书。然而,对于“张派作家”这一标签,苏伟贞说,“我其实不是一个在乎标签的人,在进入学界之后,我很清楚必须要归纳才好研究,若没有做一个题目来归纳的话,基本上很难展开研究。” 身为学者,标签是研究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唯有标签,在研究上才能够更好地进一步探讨、分析。但“标签”有时候即意味着局限,“张派”一词仿佛又是两面体,是好是坏都是个人的想法。王安忆与黄碧云,前者不同意自己为“张派传人”,后者亦是反感这样的称号,作家或许都有自己的坚持与看法,包括林俊颕对初期将自己与张爱玲相提并论会有窃喜之感,但后来也表示,若时间久了还是被这类“标签”束缚着,不就说明自己并没有什么进步吗?这仿佛是一种隐喻与暗示,是大部分作家都不愿面对的结局。 但进一步延伸,研究张爱玲或是“张派作家”有何意义?过去提及张爱玲,大部分人都将之抬上神台的位置。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张爱玲”、“张派”几乎成为了重要的关键词,苏伟贞说,“1995年张爱玲过世,新世纪还会有人谈张爱玲吗?还有人是张派作家吗?这个书写怎么持续下去?”接连几道问题换来的疑惑,也印证了研究主题的时效性。 研究学术就是一路披荆斩棘,不全然是通畅无阻。念博士班期间,丈夫张德模患癌,她一边照护一边念书,直至丈夫去世,原先念研究所的目的也随丈夫离去而渐渐消散。 天稍暗了下来,我若隐若现地看到她的发丝反射着微微的紫光,仿佛岁月的递增并没有消磨那份坚持。一切看似到头,但念书这件事却一直都在持续着。 时代更迭 标签亦会更换 同样被归类为张派作家的还有朱天文,和苏伟贞皆与张爱玲有过一段戏剧性的一幕。 1994年,台湾时报文学奖设立了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分别由朱天文和苏伟贞获得首奖及评审奖;同年亦将“特别成就奖”颁给张爱玲。苏伟贞说,“去领奖时看到我们3个人的照片摆在大礼堂那里,大大的,非常的戏剧性,那一刻简直是人生的巧合。” 从“祖师奶奶”到“张派传人”,3人齐聚在那样的文学盛典上,仿佛缘聚于此,是神秘的定局。 但现如今,传奇已逝,其成就是否还会成为其他作家追捧的榜样,在现在的时代看来似乎不得而知。但若是再将朱天文放置在“张派作家”的作家群里,恐怕早已不合时宜了。苏伟贞说,“在书写程度上,或许她已经超越了张爱玲,有了自己的成就,在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她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而一时的标签会被将来的标签撕下,所以我自己是不太在意这件事的。” 时代更迭,标签亦如是更换着。 写作是教不来的 谈及张爱玲,不免提及关于写作这回事,当问到关于“如何成为作家”这件事时,苏伟贞回复“我的答案永远都是我没有办法教你。” 常有学生会拿着自己“非课堂作业”的作品给她看,但她都会拒绝学生的这一要求,看似无情,却是最真实的教导方式。作为老师,批改课堂作业是责任、本分,但要求看课堂之外的作品,然后告诉学生如何写作是自不量力的。 “写作是教不来的,我都会鼓励他们先去好好地看书,如果有写作的可能,你就会在书中找到一个你会要的东西。” 要写作,读书是本分。苏伟贞坦言,她所认识的作家个个都博览群书,若没有这样的历程,要写好小说是很难的。她也举例,像骆以军《匡超人》并非随意的借代经典,那是必须要看书看得够深刻,才能够借代《儒林外史》的“匡超人”概念及形象,而借代的同时要如何将之变成现代的书写,那就看个人的功力了。 作家苏伟贞简介 台湾台南人。政治作战学校影剧系毕业,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博士。曾任职于军队、《联合报》副刊副主任兼《读书人周报》主编,前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为致理科技大学教授。曾获得联合报文学奖、文建会优良舞台剧本奖、国军文艺金像奖、银像奖、中华日报文学奖、中央日报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评审团推荐奖、新闻局出版报导主编金鼎奖、九歌出版社年度小说奖、府城文学奖等。著有《红颜已老》《陪他一段》《世间女子》《旧爱》《离家出走》《来不及长大》《离开同方》《热的绝灭》《沉默之岛》等。 更多【人物】文章: 蔡依霖推动社区营造 串起人、土地、社区的联结 广播人兼作家马世芳/流行歌曲生动捕捉时代氛围 咨商心理师周慕姿/原来我们都把别人想得太强大
2月前
2月前
2月前
前阵子读了些年轻作者的文章,无论只是纯粹交作业或是要认真投稿的作品,在我看来,极虚和极实的写作都是非常糟糕的,一篇优秀的作品必定会具有虚实交错的特征,这是所有写作人都必须修炼的技艺。 该怎么理解虚和实的概念,简单说就是艺术性与真实性的两种表达。虚化的作品所能连结的关联词是强调感觉,想像,美化,陌生,实验,技术性等形而上感官书写,而较实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容易贴近读者,平铺直叙式的白描,日常生活化,说理等浅显易懂的大白话文字。过度的往两个方向靠拢,前者会导致的结果是看不懂,许多文字都停留在“想法”的层次,感觉好像很厉害却无法转换成有效的内容让读者去理解自己所构筑的庞大思想。后者自然是缺乏文学的审美所导致的平凡枯燥且无聊。 有的人擅写实,著重在情节,画面和日常生活的共鸣;有人擅写虚,懂得运用技术和想像空间去吸引读者。两者无关好坏是非对错,一篇作品的虚实拿捏除去两个极端,中间的比例该如何分配其实都是合理的。无论是3:7,7:3或5:5的对半比例都是根据每个人的写作流派,思维与自觉所产生的结果,写得多自然也就能知道自己最称手的书写方法,个人风格和习惯也就随之出来。 心中所想自然地从口中说出并落实在书写上就是一种实文,这不太需要解释,而在一条主线的叙事上,去穿插其他支线的发生,内心书写或视角的转换,让故事并不纯粹地直接流畅述说,都是虚化技术的一种表现方式。故事虚化后的想像留白,除了能删去俗套的情节和视角,还可以让读者自行去填补缺失的部分,达到更好的阅读体验。然而虚化过程并不是作文式的添加修辞,赞美四季风景或名人金句来打断叙事的过程,这反而会导向另一种结果——矫揉造作的不真实感。我想不会有人在日常生活的对话中突然引经据典吧。 我很害怕阅读学生写的校园故事,因为每个人的校园阅历都差不多,差不多的友情,差不多的毕业,差不多的伤感,导致几十篇作品读起来的感觉都差不多的一样,很容易就落入俗套。而作品虚写所能带来的效果,其实就是让平凡的故事增添意想不到的阅读体验。这与创新类似,新颖的写作方法并不仅限于创造一个庞大的魔法科幻世界观,毕竟这不是三五千字就能办到的事情。有时候在平凡的日常中添加一点技巧,想像力和观察,让人们在习以为常的故事中发掘从未关注过的一点点不一样,就能与其他的作品形成明显的差异。即便只是一个非常普通平凡的校园故事,打乱起承转合的时间叙事顺序后,都能令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有崭新的体验。 文字是会骗人的,人也是,越优秀的作家越会骗人。只要合乎逻辑并能说服读者,文字虚化的过程难免会修改部分现实的场景,但在文学作品中这种欺骗并不是件坏事,而是一种技术的展现。透过牺牲部分现实,将之虚构和篡改,来达到审美上更好的结构布局与情感渲染。需要理解的观点是,文学的真实和情感的真挚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的真实,就像你不可能因为一部电视剧“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的标语,就全盘否定观剧过程中男女主角生离死别所带来的伤心效果,反正影视剧的内容都是骗人的。 作者虚构的故事或许正在欺骗你,但你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的情感并不会。读者在阅读你所写的文字时,想要获得的反馈同样并不在于百分百的真相,而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来达到感动,快乐,愉悦,愤怒,思考等情绪效果的同时,兼有文学意境上的审美,这也是名人语录,心灵鸡汤,新闻报导所无法企及的深度。我想一篇优秀的作品,除了故事有趣作为底部的支撑,说故事的技术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相关文章: 【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驯化 【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投稿须知 【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文学网友见面记  
3月前
负责训练校外华文作文比赛的指导老师已7年有余。 这一路走来,只有知音者方知间中的苦与乐。 由于我校学生人数不多,全校只有175人,还未扣除异族学生,所以要万里挑一真是难上加难。尤其是训练写作这一块,这可不是下个月要比赛,这星期就开始训练的事。于我,这是属于长期性质的马拉松训练,因此,我一星期会腾出两天的时间留给这班孩子,一直坚持至今。 除了校方指定的比赛一定要参与,社团举办的写作比赛,时间若允许,我都会让学生参赛,汲取经验。 犹记得有位校长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南虽然是乡区学校,但是,这也不能剥夺他们参与的机会。有机会的话也要带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让他们见识天外有天。自此,我都会尽量让学生参与。 常听朋友说,志在参与,得奖与否是其次,得失心不要看得那么重,重要的是让学生享受参与的过程。友人安慰我说,也许我这小小的举动,不经意间已撒下种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茁壮成长。 有谁辛苦训练了那么长时间,不想学生得奖呢?我也曾迷失于此。这7年里,我校的学生的确很争气,在写作这一块,都曾为中南学校争光。但,有时候也会落榜,我的心情会有点失落,也会有挫败感。 爱写作也爱指导 这无形中也鞭策了我要继续努力,继续自我增值。心想:我自己都半桶水,怎能教好学生呢?因此,为了不故步自封,我就报名参加陈含黎老师的“解锁作文力”培训课;另外,我今年也报名了深耕7的儿童文学班,由谢增英老师和林健文老师指导。这3位导师的课让我大有所获,值得参与啊! 犹记得上星期公布的县级小学散文创作比赛中,我校有3位学生囊获10份特优奖中的其中3份。大家听到这消息都雀跃不已,我更是喜出外望!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翌日,朋友打趣说我是金手指,学生经我指导,必能有所斩获!其实,朋友是言重了,并不是我厉害教,而是他们肯学,肯写啊!这3位得奖的学生,他们的稿被我退回好多次了。哪个段落情感不深入,哪个段落与前文衔接不上,都得退回修改。 自己喜欢写作,投稿的文章也屡次被投篮。有时候编辑会指点迷津,我才茅塞顿开;学生写给我的文章,我也是屡次退稿,那种被退稿的滋味我是知道的。但,不让他们知道错处在哪里,他们永远就犯同样的错误。 话说回来,我才不是金手指,我只是一位爱写作也爱指导学生写作的老师而已。 朋友都说我傻的,干嘛要长期训练他们,又没钱赚! 也许,他们不知道,我就是很享受这样的工作,因为热爱这份工作,所以就甘愿做,欢喜受吧!
3月前
作者在书中就点明了,新手千万不要被自己的完美主义困住。写作最重要是先写出来,之后才能改变成完美的模样。 小时候,作家安·拉莫特的哥哥因为担忧自己不能按时完成鸟类观察报告而大哭,父亲就安慰说,只需要一只鸟接着一只鸟,按部就班地写就行了。这个小插曲作者一直铭记于心,长大后不断分享给学员和读者。《一只鸟接着一只鸟》总结了她的作家经验,以及学员在写作中经常遇到的障碍。 从被退稿到出书 此书开头处就介绍了她的家庭。父亲是个作家,作者从小耳濡目染,也想成为像父亲一样的人。她自己写了很多年,被退稿过很多次,最后成功出了书。作者也在一间写作培训机构任职,有各式各样的学员为了不同的理由来参加培训。很多学员对作家的生活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作者深知一路走来不容易,这些期待会更容易让人陷入绝望。在这本书,作者把读者当作学员,大略分享本身对于写作的思考,作家圈子里的常态,还有曾经启发过她完成作品的一些事例。 我从小就想创作,但脑子里天马行空的想像,落在纸上却只有干瘪潦草的几句话,最终也都把它们擦掉了。在这本书里我才发现,这其实是写作新手最需要克服的一点。 不执着完美,先写再改 作者在书中就点明了,新手千万不要被自己的完美主义困住。写作最重要是先写出来,之后才能改变成完美的模样。任何一个出名的作家,初稿也都是糟糕的。她见缝插针地分享自己的经验,曾经她为了一篇只需3页的评论而写了两倍长的初稿,然后才从中慢慢划出自己需要的语句。虽然在写初稿时也曾崩溃于自己漫无章法的文字,但是写作就是这样,只有把全部写出来,写作者才会真正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一段真的深深触动了我。 在书的后半部分,作者也分享了一些写作的小贴士。比如关于灵感。灵感是转瞬即逝的,你可能一瞬间被壮大的日落场景给震慑到,或者觉得路过的母女谈话很有趣,这些灵感在必要时可以成为故事的素材,但是如果没有随身准备记录媒介,大部分人一转身就会忘记了。此外,作者还分享了如何应对创作瓶颈,以及一些有趣的情节或角色设定的切入点。 我认为前半部分内容比较有趣及有帮助,后半部分有些老生常谈了。但总体而言,我还是非常推荐这本书。希望每一个喜欢写作的、或者是想要开始写作的人可以遇到这本书。我相信这本书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解决一些心态上的困境。 相关文章: 【马华读立国】赖殖康 / 寻着窗的狼 【读家说书】谁说大马人不爱看书?“吉隆坡国际书展”让我开了眼界……
3月前
多年前,出席了假台北举行的“海外女作家协会”年会,这是全球唯一以华文写作的国际妇女文学组织,每两年分别在欧美亚各国举行。由于是届在亚洲的台湾举行,素知不少海外女作家会员来自台湾,因此,此次出席会议,也算是趁机“回娘家”探亲,一举两得。 写作的女性确实不少,但是,能否坚持又是另一回事。 以个人体会而言,写作,确实是一条既孤独且单调的个人“经营”工作,除非本身对它具有浓厚的兴趣,又耐得起寂寞,还要排除一些有形和无形的干扰,否则很容易做“半路逃兵”。记得远在七八十年代,新马华文文坛曾经出现不少女写作人。每天一打开报纸副刊,都可以看到不少女性作品,热闹得很。甚至有些人买报纸,纯然是为了阅读这些文艺副刊。然而,曾几何时,这些“身影”却慢慢地少了,甚至一些写得蛮勤快的女作者,也销声匿迹,不复出现,隐退“江湖”。 当届的文学盛会,主办当局还请来了台湾当时的副总统,萧万长先生作为开幕佳宾。这位儒雅的总统,在讲词中不忘对女作家们诸多勉励。他说:“让一个国家伟大的是文化。从事文化工作的女作家不要气馁,多作一点贡献。 “人们是靠文学作品来体验生活,因此,我要向女性致敬,向妈妈们表示敬意。 “读书越多,快乐就越多;神经元也就越来越紧密。资讯的魅力,多来自阅读,女作家要多创作,读者才有多机会阅读。” 古往今来,大部分的文学女人,似乎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这让我想起了哲学家尼采说过的一句话:“没有深夜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我将之引申为:一个女性作者之所以会拿起笔来,肯定是有很多话要说、要宣泄,也因为文学,人生才有转圜的余地。 至于所谓“文学女人”又是如何界定的呢? 欧洲著名华文女作家赵淑侠(已经移居美国纽约多年),曾在一篇题为〈文学女人的情关〉写道:“文学女人是我自创的名词,指的是内心细致敏锐,感情和幻想都特别丰富,格外多愁善感,刻意出尘拔俗,因沉浸于文学创作太深,以致把日常生活与小说情节融为一片,梦与现实真假不分的女性作家——多半是才华出众的才女。” 当然,我对赵大姐(我们认识多年)对“文学女人”所下的定义,并非百分百的认同,但对她所说的“内心细致敏锐,感情和幻想都特别丰富”这点我倒是同意她的观点,也因为这个特质,才会想到化为文字。我想说的,不是她们过得了过不了情关这码事,而是一个钟情于文学创作的女人的处境和心境,该如何来平衡和调适?尤其是对一个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儿女的女性来说。记得女权运动创始人,存在主义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曾说:“一个女人不结婚,她几乎可以做任何事。” 鱼与熊掌只能择一 还有中国近代妇产科奠基者,林巧稚医生也说过:她之所以一辈子不结婚,主要是要全心全意于她的事业。意思是说,有了家庭和孩子,不免要为此分了心,这是一种天性——母性的责任感。 对一个从事创作的女人来说,确实会有这方面的苦恼。试问:当你正在苦苦构思某篇文章或某段小说情节时,那边厢传来了孩子的啼哭声,老公的呼叫声,此时此境,试问你能置之不理,视若无睹吗?所以,诺贝尔文学奖女性得奖者少不是没有原因的,相信不是她们的才华比不上男性作家,而是没有一个可以让她们全身心投入的写作环境,这是天性使然。因此,当一个女性一旦成了人家的妻子、母亲后,她不得不将“自我”尽量收藏起来。就在我出席假武汉举行的另一届海外女作家年会时,台湾作家施叔青,深有感触地说:与诺贝尔文学奖插身而过的,常常是女作家的身影。 据说爱因斯坦的同学,也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梅丽琪(Mileva Maric),其实她的数理天分与爱因斯坦旗鼓相当,不相伯仲,后人在爱因斯坦的遗物信件中,有人开始质疑,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奖的“相对论”,其中也有她部分的功劳。后来她的专长之所以没能充分发挥,那是因为被家庭和孩子分了心,结果她成就了丈夫,却埋没了自己的才华。 那一届大会跟我同房共住的美国女作家,伊犁,也跟我有相同的感慨。 她喜爱写作,也是位有专业文凭的护士,后来因为结了婚,有了孩子,丈夫是大学教授,气象学家,她不得不将自己的兴趣和工作暂时搁置一边,全心照顾家庭、孩子。 所以,我俩最后的结论是:一个女人,若要事业与家庭兼顾,真的很不容易;勉强吧,最后累死的,是自己。鱼与熊掌,只能择一,其实,文学创作也是如此。
3月前
那天无聊滑脸书看到朋友转发了《活力副刊》的脸书帖子,内容是关于副刊各版位的长期征文细节,在下面留言的,都是认识的朋友,而且都是有在副刊投稿的人。几个朋友在下面聊的都是多久没投稿啦?打算什么时候再投稿啊?最近有谁又被投篮啦? 我啦,我最近的都是投篮的,我是这样回答的。 认真讲起来,我在副刊的投稿次数不多,但投篮命中率却比以前打篮球时的巅峰时期还要高。我记得脸书小编还在那篇帖文上写着有投稿就有投篮,心脏要够大。其实对我来说,投篮反而才是正常的。我了解自己的写作能力在哪里,已故小学级任老师曾经在家长到校拿成绩单时,这样对我妈评论我的作文:“你的孩子作文可以拿A的,但他就是不要……” 我心想,最好是啦,你试试看真给我个A,你看我会不会跟你吵着说我要B?反正,以当时的词汇量、思考模式和句子组合能力,跟班上一些真的写得很好的同学比,我是看得到距离的。但就是这样的我,在两年前开始,也加入这个偶尔会给编辑递稿的一分子了。 我曾经好奇,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空背景,这一群会在副刊投稿的人,到底心里想的是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有着无数个可以展现自己的平台的时代,选择了把自己的文字摆在越来越少人看的报纸里? 这个疑问,一定也有无数的答案吧?我更没想到的是,我自己的答案,居然是经由一次又一次的把稿子发过去给报馆揉成纸球,才慢慢想清楚的。 投稿后,等待编辑的回复电邮是标准作业程序。我发现这个等待的过程其实是会让人上瘾的。收到编辑的电邮回复说“文章收悉,待用”的话,当然是很开心啊!但如果同样等待那么久,等到的是“惟不适用”,那就是我所指的投稿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了。 和编辑玩攻略游戏 我是觉得,既然编辑们阅文无数,如果文章未能达到他们的认可标准,是作为投稿者的我们应该去检讨的事情。是所选题材的问题?书写能力上的不足?还是其他未曾注意过的细节?既然这样写不通过,下次在其他文章有什么是我应该改变的?我甚至自以为是地觉得,投稿这个动作,都变成是和编辑在玩攻略游戏的感觉了。城门本就不是说开就开,也不可能是谁都让进。如果这次攻不进去,下次就改变战略,直到守城的编辑承认你的进攻,让你进城。如果每投必中,编辑对所有稿件都照单全收的话,我相信投稿就变成完全没有意思了。那和直接发布在脸书不就没分别了? 说回刚刚等到上瘾的部分,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从朋友之间的沟通,对大众发表意见或想法,乃至大众回馈意见等等的都已经变得太快、太容易了。容易到,我们都忘了什么是“等待的快乐”。我记得以前的青少年杂志还有一页是征笔友的。笔友之间的沟通,每发出一封信都要等上一段时间才可能收到对方的回信,所以收到回信的时候当然是非常开心的。现在的科技已经进步到发出去的信息对方是否已读都能知道,慢慢变成催促回复的压力,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傻傻地等回复了。以至于“等待回信”这件事情,在投稿这里似乎变成了附加福利。先不管等到的是“待用”还是“惟不适用”,等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体验。我想,有投过稿的朋友一定都明白的。 所以,在报纸或网站上看到这篇文字的你,如果想投稿,马上开始行动,写下你的文章吧!一起来挑战看看能不能成功进城,体验那种紧张刺激的等待过程。你们看到这篇文章,就代表我又进城了,说不定又在存粮备战,准备下次的攻城战略。加油啦!
4月前
台湾著名作家张曼娟在演讲台前是众人仰望的作家,回到家关上门后,她是照顾两位罹患老人精神病父母的女儿,9年的长照生活曾经让她身心疲倦,甚至咨询过精神科医生,不过幸好还有写作帮她自我疗愈,也疗愈了无数在长照路上的同行者。 她完成了“中年觉醒三部曲”:《我辈中人》、《以我之名》及《自成一派》,除了书写中年人生的自在心态,也描绘了独力照顾者的艰辛。 报道:本刊 张露华 摄影:本报 黄安健 长照,是个不知何时会结束的路程,无论在路途中多么痛苦,都比不上将来“毕业(被照顾者往生后)”时失去他们的痛苦,很多长照者因而走不出来。 但张曼娟很确幸拥有写作这个能力,让她可以把照顾患上精神分裂症的父亲与失智症母亲的心情写下来,作为自我疗愈的方法,并且透过她的文字,疗愈了不少长照者。 照顾患上老年精神病的双亲,在别人口中是心酸与辛酸事,但张曼娟却幽默的说:“朋友说你只要得到一个,就是中了头奖,但我是两个都得到了,所以我是中了头奖中的头奖!” 写日记成自我了解的解药 在写作这条路上坚持了40年的她,在自己的脸书账号上分享,她会一直写下去,因为不写的话就没有办法超脱自己。当中的超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我的挑战与觉醒,另一部分则是从痛苦中超脱出来。 她坦言,作为照顾者,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挑战而变得脆弱,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叫做“写作疗愈”的方法,让比较豁达的自己跳脱出来,甚至会分裂出一个现实生活的自己和一个喜欢写作的自己,而这个喜欢写作的自己,有时甚至会高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 她透露,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练习,把所遇到的不愉快、挫折的事情都手写下来,当时还没有电脑。后来有电脑了,她却发现手写跟用电脑打字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手写的时候它好像更能够从手指传递到你的脑里面,更清楚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 因此,她建议每个照顾者都应该写照顾者日记,除了可以解放自己当下那个痛苦跟困扰,当你完成了照顾这个课程,成为“毕业生”之后,这本日记还会成为你自我了解的解药。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疗愈自己,把我的这些生活写下来,也帮助疗愈他人的创伤。” 张曼娟认为,写作是她在遇到痛苦时,提升自己的一个方式,而这几年来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成为照顾父母的独力照顾者。 将照顾心情记录出版   为照顾者发声 她感叹,所有的照顾者都是在猝不及防和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成为照顾者,而作为独力照顾者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台湾一项统计显示,一般的照顾者时限是7至8年,而她今年已经迈入第9年,自己也步入了中年阶段。 没有经历过成为照顾者的人都会说“照顾父母是你的福报,应该感恩”之类的话,但对身在其中的人却承受着极大精神压力与情感挫折的痛苦,旁观者永远无法想像当中的痛苦跟困难。 “若再加上又是独力照顾者的话,很大机会会毁灭掉一个人。我觉得孝顺是一回事,爱父母是一回事,但你能不能够在这么艰难的照顾下存活下来又是另一回事。” 张曼娟所谓的独力照顾者,是没有配偶或兄弟姐妹共同分担照顾家人。她听过很多已婚的女性朋友,当她们在担任照顾者的时候,配偶并不具有同理心而觉得很麻烦。 她感叹,照顾者这个角色,华人女性永远无法得到公平看待,从小就被教育照顾家人是女性天生的职责。好比她并不是独生子女,是有手足的,但是在整个照顾事件中,手足一直站在最外面的地方,甚至当她求援的时候,手足的反应是非常冷淡,反而是工作上的伙伴在必要时对她伸出援手。” 也因为照顾这件事,让她获得且更坚定了原来她有非血缘关系的家人,反而比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带给她更多的帮助跟温暖,所以与其期待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帮忙,有时候不如形成跟朋友之间的一种互助关系,彼此之间的情感跟羁绊,让我们做得更心甘情愿。 “所以与一些已婚的女性朋友相比,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是单身,我想投入多少时间或金钱,我可以自己决定,不必受到另一半的质疑。而这也更加深了我的信念,要继续为照顾者发声,在照顾了父母一年之后,就把当中的心情记录出版了《我辈中人》这一本书。” 你要的幸福  要自己给自己 除了扮演好照顾者角色,张曼娟说,她现在另一个目标就是增长自己的健康馀命,缩短不健康的时间,这也是所有台湾中年人的目标。未来我们的世界最大的问题不是战争或饥饿,而是老化,因为人均寿命越来越长,而老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努力工作存钱,因为从照顾父母的过程我知道长照的费用蛮可观,所以我从现在开始就存老了以后住安养中心的钱,不必任何人来照顾我,因为我很清楚知道照顾者有多痛苦,我觉得这才是我的福报。” 她很早以前就相信“你要的幸福,就是你要自己给自己”,也许因为基因关系,将来她也会像她父亲或母亲一样患上老人精神病,所以她都告诉了周围的好朋友与工作伙伴,当这一天来临时,什么都不用想直接把她送去安养中心就可以了,以后也不要来探望,因为她不会知道他们是谁,然后他们看了又难过。 让自己有存在价值感 张曼娟也给照顾者强烈忠告:绝对不要辞职在家照顾老人,情愿多打一份工请看护,也不要成为百分之百的照顾者。因为照顾小孩,小孩会越来越可爱,而照顾的老人则是一个逐渐走下坡的人,是最悲情的一件事;当被照顾者离世后,你想重回社会,却会出现一种叫做“人际关系的断裂”现象,就是离开社会太久而产生的社会隔阂,难以重新融入。 因此她建议长照者,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让自己有一个存在价值感。 “如果已经是一个全职照顾者,当被照顾者往生后,你想重新回到社会,去参加任何宗教团体或社团,他们一定会伸开双手来迎接你,会让你觉得这个人世间还是有希望的,让你重新投入社会。” 张曼娟表示,无论是照顾者或被照顾者,总会面对很多问题,这是各自的人生课题,唯有各自去面对与跳脱,也就是所谓的“课题分离”,而她一直很努力在跟自己与照顾者之间取得平衡,她觉得这是自己在修这一门功课所得到的成绩。 在扮演照顾者角色中,她学到一件事,就是把每一天都当成是最后一天来过,就会觉得每一天都很珍贵,简单来说就是活在当下,不要去想明天,用这种方式来自我催眠,要学会自救的方式。 “我是用这种方式来自我催眠,也跟其他照顾者说,不要去想未来的事情,想今天就好了。如果在照顾过程中,我比父母更早离开,这就是天命,不用觉得好遗憾,因为在我活着的每一天已经很努力的在照顾他们,当我离开之后,我相信他们还是能得到照顾的。” 她也提醒旁人,不要老跟照顾者说“加油”这句话,因为他们的油都榨干了,还要加什么油呢?应该是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让他有个喘息的空间,这种帮忙对照顾者而言就是黑暗里的曙光。 想当一个气派的大人 写作生涯40年,张曼娟完成了“中年觉醒三部曲”:《我辈中人》、《以我之名》及《自成一派》,接下来她笑说要开始策划“忘年”,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乐而忘年,忘年而后忘忧,这是很棒的一种状态。 对于未来,她有一个期许,就是可以活到如台湾一部电影叫做《一路玩到挂》(The Bucket List)一样,不一定要玩到挂,但我希望真的是可以做到乐而忘年。” 疫情阻隔,8年之后再次来到马来西亚,有什么想对大马读者说的?张曼娟说:“马来西亚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地方,我第一次来演讲是29年前,当时萧总(星洲媒体前集团总编辑萧依钊)邀请我来演讲,但那时候我的书都没有在这里出版,但萧总却说我在这里有很多读者,我说怎么可能!” 后来她真的来了,就被当时的情景震撼到,当时的马华大厦演讲厅坐满人,连要进场也难,她才知道原来她可以用中文在这个地方跟这么多读者取得情感上的交流,给了她满满的感动。 不久之后,她的书就在大马出版,陆陆续续也到过大马很多城市,有一年还获得马来西亚读者票选为“十大最受欢迎海外华文作家”第一名。 她表示,大马读者给她很多的热情与光荣时刻,令她难以割舍,每一次到来都收获满满的感动,很多读者都跟着她一起成长。 “我觉得我现在追求的叫做‘大人’,完整的说法叫做气派的大人,人不会因为年纪老了就变成真正的大人,这是一个人生修炼课程,先把自己修炼成一个由内而外的真正的大人,以后老了才不会成为讨人厌的老人。” “当你年纪越大,就很清楚知道自己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跟中心,要懂得如何退到边陲,从边陲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热情跟喜悦,心里不会觉得很惆怅,我们要懂得适时的进退。” 更多【人物】文章: 小说家朱宥勋 /文学是无意义但好玩的游戏 网络作家身兼政协委员:蒋胜男的人生AB面 调酒师易柏翔Seven Yi/以调酒穿针引线 叙述餐饮风味的诗意
4月前
我时常坐在书桌前沉思,望着窗外,脑中却一遍遍地想着:我要写出一篇惊天动地、鬼斧神工、独一无二的文章来。 每当这么想,我就会陷入僵局,我会开始思考:世上那么多文人,我怎么知道我的文章是不是独一无二呢?我真的能写出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吗? 我翻来覆去地想这些问题,却始终没有答案。 都说文字需要修饰,如果你想写水,那就不能只写水,你得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义:清晨的露水、平静的湖面、波涛汹涌的浪花……;如果你想写花,那就不能只写花,你得写:初露尖角的花苞、绽放的花瓣、凋谢的凄美……总之你需要修饰它。 如何修饰文字,这或许将是我一生致力于研究的课题。 想得多了,我越发找不出问题的答案,下意识摸了摸手边蹭动的猫,脑子里想的又是:这是只会掉毛的橘猫。 但我从我的动作里得到了放松,我得以将我的大脑从思绪里解放出来一会儿。 我放空了思绪,眼睛只是看着那只猫。 然后我顿悟了。 不一定得写出宏大的文章 我不一定非得写出宏大的、独一无二的文章;我也可以写平凡的、柴米油盐的故事。 我可以把水写作水;我可以把花写作花;于是我自然也可以把文章写作文章。 独一无二的文章或许需要一些特殊的经历或是恰到好处的灵感,但是平凡的文章却藏在生活的每个小角落里,它可以是过路的行人,也可以是一天之内发生的小趣事。平凡的文章不拘泥于任何,正如“平凡”二字一般,它仅仅只是平凡,也只是平凡。 就在这种思维中,我悄悄打破了我的写作瓶颈。 或许还有更多的瓶颈在写作路上等着我,但我相信我不会故步自封,而是努力寻求一个解答。
4月前
5月前
今年1月24日,我们飞去海南岛旅游。隔天下午导游告知,原定的石头公园及铜鼓岭,由于当天这两个景点不对外开放,去不成了,公司将以参观琼海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及万宁石梅湾代替。 红色娘子军?在我的记忆中,少年时代,大哥买了一个黑胶唱片回来——《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的交响乐,唱片的封套是红色的,一位芭蕾舞者腾空跃起,姿势美妙,与之前他购买的《王宝钏》《梁祝》等黄梅调截然不同。当唱片在唱机上开始转动,唱针划过,小号吹响了,序曲就像早晨的太阳,从地平线缓缓升起,光芒四射,震撼人心,令人热血沸腾。我听了一遍又一遍,心中激动,难以平静。红色娘子军是何许人?我毫无概念,后来,从大哥的口中,才知道她们与革命斗争有关系。母亲还是比较喜欢听苦守寒窑的王宝钏! 大哥在小学毕业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获选去国中升学,那一年,全校只有4人成功毕业,他是惟一的男生。考试期间,他的后颈生疮,只能挺直脖子作答,不能俯视,非常辛苦。从考场出来,他很沮丧,以为没办法考上,等到成绩放榜,他居然侥幸过关。大哥尚未去国中报到,邻居阿楠过来游说,劝父亲把大哥送去独中。母亲极力反对,父亲却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让阿楠带大哥去独中办理入学手续。多年后,我猜想父亲来自中国,深知接受母语教育的重要,才决定让大哥去独中升学。这个决定改变了大哥一生的命运,成为母亲心中永远的伤痛。她在我们面前,不知念了多少遍:“你爸就不应该听信阿楠的话!” 那是一个革命思想入侵学府的时代,后来我们才知道阿楠也是地下组织的成员,专门物色人才,为地下组织注入新血,大哥也成为她的目标。在学校,大哥非常活跃,积极参与校内的活动,如演话剧、办游艺会等。校园的一些活动被怀疑含革命的色彩,引起官方的关注。大哥升上高一,才读了3个月,见势不妙,为了避免受牵连,他决定辍学。他先在本地一家杂货店当店员,后来买了船票,前往汶莱的一家咖啡店工作。一个17岁少年,离乡背井,孤身面对陌生的环境,吃了不少苦头。母亲心疼儿子,把怨气发泄在父亲的身上。她说:倘若在国中升学,接受英语教育,毕业后在政府部门谋个职位,有了铁饭碗,生活稳定,大哥根本不必吃这些苦。 值得庆幸的是当年大哥并没有加入地下组织,不然,他的故事得改写了。那是超过半个世纪的往事,时过境迁,当年的革命斗争,早就成为过眼云烟;独中也走过风雨岁月,在国家教育扮演重要的角色,栽培了许多人才。当我踏入琼海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心潮澎湃,那激动人心的旋律,似乎在耳际响起。这是修缮后重新开放的纪念园,迎面而来是娘子军的头像雕塑,下面题“曙光”二字。在雕像前拍照,有些女性游客换上军服,展示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园内有4组展示娘子军的英勇作战的雕像群,栩栩如生。 在馆内,导游向我们介绍娘子军的英勇事迹,我仔细聆听并细读展出的照片及资料。琼崖(即海南)土地革命时期,女子军特务连的故事就发生在万泉河畔的红色土地上。那个时代,琼崖妇女长期受封建社会的束缚,处于专制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悲惨。五四运动后,她们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启示中觉醒,勇敢向不合理的制度及观念提出挑战。她们要求参军参战,不怕牺牲;她们英勇杀敌,立下不朽功勋,确实为国家及人民带来曙光。根据资料,仅存的最后一位红色娘子军卢业香,已在2014年去世,享年100岁。 参观纪念园的游客众多,当中有一些比较年长的游客,他们小时候一定听了很多红色娘子军的事迹,或许当年曾经观看《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或芭蕾舞剧的演出。岁月匆匆,万泉河水悠悠,革命战士的英勇事迹,却变成那么遥远。当年的红军已经作古,那个聆听交响乐的青涩少年,如今已经迈入花甲之年,令人不胜唏嘘。 大哥不埋怨命运 回国后我在老家遇见大哥,告诉他我在海南岛参观了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问起当年黑胶唱片的来历,他竟然想不起来。我很好奇,后来那些黑胶唱片去了哪儿?三哥的记忆力极好,他说搬入新家,家里的旧黑胶唱片被搁置于房子后边走廊的桌子上,日晒风吹雨打,旧唱片损坏不堪,只好扔掉。多可惜啊! 现代人提倡断舍离,旧物品被丢弃是难免的,唯有通过文字这条线,把历史的珍珠串了起来,让后人浏览昔日的光辉。身为独中生的大哥,学生时代就喜欢写作,把作品投给报章的文艺副刊。这激发我对写作的兴趣,后来也走上写作的道路。 大哥停笔多年,如今我凭着一股热忱,指尖依然在键盘上敲击,把思绪化为文字,留下生活的痕迹。提起前尘往事,大哥笑了笑,虽然认同母亲的看法,但他也不埋怨命运。历史不能重新写过,我们只能盼望明天会更好! 黑胶唱片已经不在了,我通过网络,轻易找到这一首激动人心的交响乐。当序曲再度响起,我沉浸在这最经典的乐章,仿佛返回年少时光。恍惚之间,我看到黑胶唱片依旧旋转,唱针在上面游走,微微颤动。唱针像一支笔,站在历史的纹路,写下密密麻麻的篇章。当黑夜过去,曙光就在前方!
6月前
(新山27日讯)马新作家兼学者许维贤博士,将分别于3月6日(星期三)及7日(星期四)晚上7时30分至9时,连续两晚在南方大学学院主讲南方大学学院文学讲座及南方沙龙人文学术讲座,有兴趣者欢迎报名。 讲座主讲人许维贤,笔名翁弦尉,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品获得国内外数十项文学奖,也被选入两岸三地和新马的文学选集,并译成日文和韩文。 3月6日的讲座题目为“《那里》和《蜗牛起义》的裸命:许维贤戏说翁弦尉”。讲座将结合两本新书的内容,从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探讨同志们的裸命和“集中营”写作。 紧急状态的集中营在马来亚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新村”。马华的新村文学、马共文学和同志书写都是广义上的“集中营”写作,许维贤将从当代马华同志书写的评论,一直谈到翁弦尉笔下那些出身于新村却纷纷逃往城市和网络空间的同志们。 3月7日的讲座题目为“从亚洲基金会档案看友联出版社在全球南方的文化冷战”,将从亚洲基金会档案探讨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在冷战时期暗中资助友联在全球南方的文化活动并创办《学生周报》和《蕉风》的始末,解读双方协议、信函和报告及刊物内容,并跟友联高层的回忆录进行比较,从而辨证友联高层回忆的虚实。 以上两场讲座皆在南方大学学院主楼R125会议室举行,入场免费,座位有限,欢迎有兴趣的公众人士提前报名。文学讲座详情可联络南方大学学院马华文学馆主任许通元,电话:07-558 6605(转143),或电邮至[email protected];南方沙龙讲座详情可联络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莫家浩,电话:07-558 6605(转136),或电邮至[email protected]
7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