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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卡

4天前
5天前
7天前
医疗需求是一直被那些在财富金字塔顶端,或者想要获得更健康和长寿的人们在拉动,底下的人们也只能被动跟随。 最近出现关于医药卡保费调涨40%至70%的新闻,这不是什么严谨报道,而是《马来前锋报》根据访问了一些投保人后所得出的结论,更多是一种民情抒发。殊不知,这则新闻病毒式地在各媒体中传播开来,而舆论雪球越滚越大,现在还要闹到国会里。 大家想要国家银行又是介入,又是给出一个合理说明,解释为何他们罔顾人民利益。一些网民在社媒发表看法,那语气仿佛是要把保险公司架上断头台,让人有一种身处法国大革命的错觉。 所有的政客都急着扮演人民利益的守护者。哪怕他们心知肚明,保险公司调整保费的前提是得到国家银行的点头。但又如何?纵使知道了,该闹还是要闹,因为这么做有选票。这就是民主政治无法避免的闹剧。 我大胆猜测《马来前锋报》所采访的投保人在比较不同保费的差异时,并不是同一个保险产品,又或者,投保人的保费增长和其年龄有关,因为很多医药卡是以5年来计算投保人的保费,所以每个阶段的保费调整都比较大。故此,会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投保人从保费较低的年龄段迈入保费较高的年龄段,就会有 “保费飙涨” 的感觉。 说回正题,医药卡费用涨价,或者说给人一种胡乱涨价的错误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最简单的,就是保险经纪和投保人之间的沟通问题。说实在话,许多投保人根本看不明白那叠又长又厚的保险文件,就连我对当中的内容也晦涩难懂。如果你要保险经纪和潜在客户逐条说明这些特定条件,这保单一定无法成交。 试想一下,你今天去买一罐保健品,推销员每个成分和你说明,从医学名称到成分比例、到效果、到科学研究,到临床试验等等…你想要像YouTube广告那样跳过都不行,烦都烦死了。就算你最后还是买了这保健品,大概率之后也不会再向这位推销员购买。 这就是现实。在销售领域里,不当销售(mis-selling)是无可避免会发生的事情。这是系统性问题。所有保险公司都尽可能加强职业操守相关的训练,以确保这问题控制在一个可接受范围之内。要注意,是 “可接受范围” ,不是100%杜绝。系统性问题是不可能100%杜绝的。 而许多保险的不当销售,无非是承诺和兑现有所出入时爆发。说好怎么都不会涨价,但还是涨了;说好怎么都可以索赔,但还是被拒绝赔偿了… 撇除沟通问题,那么为什么医药费用会上升? 我问你:炒粿条为什么会涨价?可以是面粉涨价导致粿条涨价、可以是煤气涨价、可以是鸡蛋涨价、可以是食用油涨价,也可以是炒粿条的劳动成本也涨价。撇除政府的干预,所有涨价的源头,都来自于一个简单不过的经济学道理——需求大于供应。 而医药费为何会上涨?因为: 药物和仪器上涨。疫情后,更多新药物和医疗仪器问世。你也可以理解为人们更注重健康,或者疫情期间把这些产品研发给压缩和延后,导致现在呈现井喷式的数量。 令吉疲弱。这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治疗需求增长。人变老了,也变有钱了,变得怕死,也愿意花钱延长寿命。 护士短缺。卫生部长说过,2030年会有60%的医护岗位空缺,许多护士都被中东国家吸纳。 除了令吉疲弱,以上诸多因素,并不只是我国面对而已,全世界都有同样的困扰,只是程度上的差异。 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那就是这个世界的有钱人只增不减,而人们的寿命也是如此(假设没有世界大战)。这么一来,医疗需求是一直被那些在财富金字塔顶端,或者想要获得更健康和长寿的人们在拉动,底下的人们也只能被动跟随。 至于说你说保险公司是吸血鬼,我觉得这有点夸张。要知道,保险公司是盈利团体。只要是谋利,而且是合法手段,自由市场就不该有什么 “逼良为娼” 的胡闹剧本。大家都是成年人,不是吗?如果你觉得A公司的保单贵,那你大可找B公司的保单,市场里有好些保险公司供君选择。自由市场,自由选择。 况且,人家保险公司比你还担心这保险产品无法持续运作。所以,保险公司是希望增加“共同支付”(co-payment),以减少保费,让投保人继续投保。国家银行也大力推行这个概念。不过,据我的了解,许多投保人都不愿意选择这类保单。因为他们认为保险就应该是 [vip_content_start] “自助餐” 的概念,他们支付了保费,然后就要吃到饱,吃到吐为止。 聊完了私人医疗,我们看看公共医疗。 马来西亚的医药体系非常特殊。政府长期给予大量医疗津贴,人们不满私人收费,可以寻求公家服务。还是那句,自由市场,自由选择。 在这里顺便和大家聊聊一些关于保险的迷思,那就是: 保费永远不涨。理论上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保险产品,都会分成几个部分,一个是医疗保障的支出,另一个则是保单的“现金价值”(cash value)。按理说,保险公司会用这些现金价值去投资,以维系这份保单。如果大家都安分守己,照顾健康,没有胡乱索赔,那么这些现金理应够用。反之,如果出现索赔过多的情况,严重影响现金价值,那么这份保单要继续运作,要么增加保费,要么是降低保额。 保单一定要买最贵的。正因为大家觉得买保险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加上不愿看到自己的保费“打水漂”,往往在购买人生第一份保单时,都倾向于购买最贵,或者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保单。在我看来,这就是保险经纪的职业操守问题。 全世界都知道医疗通胀往往都是双位数,是比官方通膨率更高的水平。不管保险公司的精算师再怎么厉害,都不可能模拟得到所有的情景。你可以模拟10年,那么接下来的10年呢? 我们的保单保额在面对未来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时,难以提供足够的缓冲。故此,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保单,大家都是在这条道路上不断给自己的保单升级,以此来抵御风险。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2000年最贵的保单保额,到了2010年就是一个笑话,再到了2024年就是施舍金额。也正因为是动态,应该用当下的财务能力来衡量,慢慢改善。这是许多大学毕业生刚踏入职场所容易犯下的理财错误。 老实说,这一轮的闹剧,我认为对推广更为便宜的保单和普及保险的重要性,毫无帮助。这种把私营企业和人民报道发展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关系,是弊大于利。 更重要的是,医疗保险和健康的问题,并不会因为你讨厌它而不存在。 文章提及的共同支付(co-payment)保单运作原理,可看作者这两篇文章: 健康是你自己的事,你准备好了吗? 保险共付:健康投资还是负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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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前
(马六甲29日讯)一名中年女子投保医药卡多年,该保费在近3年内暴增一倍以上,女子没能力续保而被逼断保,甲市区国会议员邱培栋呼吁国家银行认真探讨医药卡涨价问题。 邱培栋今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前他在国会针对医药卡课题作出提问,他认为医药卡或保险公司几乎每两年就提高保费,造成很大的影响,涉及平民老百姓。 他说,医药卡是由保险公司提供,但保险公司要推出任何保单、调整保费的定位等,都需要国家银行的允许才能推出市场或增加保费,因此国家银行是最后把关的单位。 他指出,他最近接到许多投诉,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一名中年女子的保费,原本年费为3648令吉,在3年内提高至7968令吉,幅度超过100%,这对整个医疗系统会起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他表示,如今国民健保意识提高,许多人在年轻时就已经购买医药卡,而医药卡的目的也包括减轻政府医院的负担。 “他们年轻时候购买是便宜的,并且负担得起,而受保者年纪大后,更需要医药保健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不断增加保费,而这在他们即将退休的阶段,没有能力继续投保而被逼断保。” 他认为,许多投保人在年轻时候也没有使用到医药卡,而当他们步入中老年更需要医药卡的时候,却因为保费过高而无法继续投保。 邱培栋说,国家银行必须认真探讨,这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私人医院,包括私人医院的医药费方面,持有医药卡及没有医药卡的费用是有差别的,有关单位应该要针对此事调查。 “有医药卡的费用较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甚至有病人到了紧急室,连轮椅也要费用,卫生部应该监督私人医院的费用。” 他说,其二是保险公司,他们不能够只站在要赚钱盈利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或私人医院是亏钱的,但遭殃的是无辜消费者。 他指出,根据保险公司的说法,指提高保费是因为通货膨胀,包括医疗器材,以及提出赔偿的保客增加了。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政府应该监督私人医院的收费,毕竟保险公司指医院收费高因此提高保费,如果有监督私人医院费用,或许费用并不会那么高。” 另一方面,邱培栋也提出建议,研究医药卡是否能效仿车险的保险回扣纪录(NCB),国家银行指这会导致保客为了要有该回扣而不去看医生,但他不认同国行的回答,并认为保客自己会作出评估。 “比方说车险方面,如果一些小意外,投保者会自己衡量,可能选择自己承担费用,做精灵的消费者。” 他表示,国家也通过了卫生白皮书,确保全民获得全面及完善的医疗系统,因此国家银行必须探讨,不能单听保险公司一方的说辞。 他说,保险公司要确保盈利而增加保费,让保客成为受害者,但是他们年轻时没有索赔,却没有给予回扣,但他们步入中老年需要医药卡时却因为价格过高而无法续保。 他也说,他对人力资源部要改善现有的社会保险机构(SOCSO)而感到欣慰,该机构打算推出更好、更全面及普及化,特别是打工一族能够承担的保费。  
9月前
最近与朋友吹水,谈起购买医药保险或医药卡一事,朋友都对现有的医药保险制度有意见。 阿水说,他因是三高人士,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想要购买医药卡,处处碰壁。 “保险公司看来倾向健康的人作为医药保险顾客,以降低他们赔偿的风险。对身体有问题的顾客,不是收取高昂的保费,就是设定条件,例如如果三高投保人因三高引发的疾病不得赔偿,再不然就完全不接纳投保。” 牛哥说,就算是投保人,一旦患病获得医药赔偿,也很难购买新的医药保单。 钱嫂说,一些医药卡设定现有投保人年龄限制,例如过了若干岁数后就不能继续更新他们的医药卡。 刘叔表示,就算保险公司允许乐龄人士更新医药卡,乐龄人士的医药卡保费高昂。 “例如一名投保人,年轻时年保费约1000令吉,每5年保费调整一次,来到65岁保费将高过1万5000令吉,如果夫妇俩都购买医药卡,每年最低花费超过3万令吉,这对许多退休人士来说难负担。许多人因而停止更新医药卡,一旦患病,就到政府医院,但在哪儿又面对病人很多的问题,需排期很久。” 我向他们说,保险公司的做法有其合理性,如果投保者患病后来投保,让保险公司支付有关疾病的医药费是不符合逻辑的。年纪越大者,患病风险比年轻人高,保费自然比较高,毕竟保险公司并非慈善机构。 但是,从个人角度看来,许多人无法负担医药卡保费也是一个事实。我曾向一名代议士反映此事,希望政府通过社会保险机构,以非盈利方式,为人们提供相对价廉的医药卡,这不仅可照顾人民福利,也能减低政府医院求医人数过多的问题。 据这名代议士说,政府的确有研究此事,但相信涉及各方问题,至今依然无法落实。 希望政府加速处理此事,这也能提升国内医疗制度及更完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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