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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星期前
2星期前
12月第一个周二的晚上,突然看到“韩国宣布戒严”的信息。当下的反应是:“这是误传的假新闻吧?”2024年的韩国,怎么会无端端地宣布戒严? 由于觉得不合情理,就谷歌了一下相关新闻,确认真伪。一查之下,竟然,是真的! 搞什么啊?又不是朝鲜打过来,一个好端端的民主发达国家,为什么要宣布戒严?我一向没关注韩国政治,临时恶补了一下,大概知道了事件的背景。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对韩国国民很有信心:韩国人是不会允许自家的民主如此倒退的! 不巧,那个晚上我因为消化不良肠胃不适而睡不安稳。两点多时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干脆起身查看最新进展。宣布戒严后几小时内,韩国国会已以190票对0票一致通过,推翻戒严令。心里万分佩服:韩国人果然是ppalli ppalli的民族呵! Ppalli ppalli在韩语里意指“快点快点”,而韩国人似乎也以身为快速有效率的民族而自豪。有趣的是,韩国的电话区号是082,而82这两个号码在韩语里也音似ppalli。 再倒回床上,半梦半醒间胃和思绪都在翻腾。想起2018年5月选举日晚上,等待选举成绩时的焦虑和紧张,当时从非官方管道虽已得知结果,选举委员会却迟迟不作官方宣布。那也是个不眠夜。之后与好几个朋友谈起,才知道大家都一样因为心中不踏实而睡不着,生怕睡着后醒来时,得而复失。 根据报道,这次戒严令的颁布,让韩国人联想到全斗焕在1979年发起的军事政变,及他夺权后持续了8年的独裁统治。韩国电影《首尔之春》就是改编自那场政变。即使知道现实世界里的结果不能改变,看到尾声时我心中仍忍不住希望电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毕竟如果不是最后贪生怕死的国防部长的一句话,结局可能真的会有反转。 韩国的民主是用激烈的抗争与许多人的生命和血换来的。另一部韩国电影《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由真人真事改编,叙述韩国民主运动里惨烈的一章——1980年的光州起义和军人政权的残酷镇压。当年多亏了那位德国记者潜入光州采访,揭发当地发生的镇压和屠杀,否则世人也不知道何时才会知道那座被封锁的城市里发生的惨案。 民主是需要持续守护的 202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就在光州出生,她在《少年来了》里描述的一具又一具在武装镇压中被打死的遗体,很多因为被军人暴击而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每天都有新增的遗体,原本的遗体还来不及等到亲友的认领,又有卡车将新的一批遗体运来。淡淡的、平静的叙述却让人读到无尽的哀伤与沉痛。 民主可能很喧闹,也可能不如专制政体有效率(都一人说了算,决策当然快啊)。民主可能倒退,也可能选错人上台。但以韩国为例,正是因为经历了民主化,国家不能篡改历史掩盖真相,人民——包括进入民主时代后才出生的年轻人——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知道绝不能让历史重演,让滥权者再将国家陷入动荡的深渊中。 谢谢韩国人民为民主赢了一局——虽然弹劾尹锡悦,让政局稳定还面临很多挑战。不过,民主化本来就不是换了政权就“从此幸福快乐”的事;民主本来就是需要持续守护,一不小心可能就会一夜之间或不知不觉间失去的。 编辑台/靖芬:推荐阅读《少年来了》韩江 顺着专栏作者谢丽玲的文章,我也想给【星云】读者推荐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国女作家韩江的这本《少年来了》。小说的背景是1980年的韩国光州事件。那年5月,光州市民与学生组织示威游行,反抗当时的韩国总统全斗焕政权。15岁的少年东浩和朋友正戴参与了示威,政府派军队进驻光州冷血镇压时,两人只能跟着人群乱逃。逃跑时东浩与正戴走失,正戴中枪倒下,而东浩幸运地躲过那次的扫射。愧疚之馀,他决定回头寻找正戴…… 这是一本容易阅读(韩江作品的叙事多很流畅),却又或许不那么容易直面的小说。但是,至少,至少韩国有作者写下了这样一本小说,有人用文字、影像作品记下了那段历史。  
3星期前
4星期前
“左边是楠木河小学,一间班级有二十多个学生,整个年级有百多名学生,今天是周末,所以学生都在家里……” 导游是云南丽江人,我们正准备进入大山观赏泸沽湖时,详细介绍在旅游业兴起前的种种趣事。 大山与大山之间流淌的河水汇聚成湖泊,巴士正在湖面桥梁缓缓前行。两岸的山坡上,零星分布着几间自建房,电缆为好几家人提供热水与电力。导游说,就读小学的小孩便住在这些房子里。 她说,小孩每日必须走好几个小时,早早起身踩着泥泞小路,只为求学。然而,湖上尚未建起铁桥时,身形瘦小的孩子们只能依靠简陋的绳索滑行过江,穿越湍急的水流及恶劣天气,才能抵达另一座山,延续求学之路。 “有时天气不好,孩子还要冒着风险滑绳索,曾经还有小孩滑着滑着不小心跌进湖里,父母看着特别难受。” 大山阻断当地新一代接触文明社会的机会,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他们被迫落在其后;他们走不出大山增进见识,外界也无法了解他们的处境。 父母担心孩子在路上遇险,许多学生早早辍学,留在家中帮忙务农、喂养牲畜。导游透露,她是87年生人,拥有高中学历,是那年代里山区学历最高的年轻人,甚至是学历最高的女性。 听到这里,我们纷纷拍手,似乎在鼓励近20年前打破物理与路途界限,眼光深远的女孩。 “政府在2016年修建公路,才有了如今蜿蜒曲折的山路和宽大桥梁。现在孩子上学方便多了,在山里县城读初中住校的学生,每周只需1、2小时的路程就能到家了。” 傍晚,漫步在斑驳不平的石板路。我们吃腻了跟团餐,打算寻找当地小吃。走着走着,忽然在路边石碑上看到一块牌子:汝吉小学。没想到热闹的丽江古镇里竟然隐藏着一所学校。 小学门前的招牌,介绍汝吉小学的由来——该校原名为文治小学,毕业生人才辈出,其中一位学生戴汝吉,在后来成为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十分关心家乡教育事业,将所有储蓄捐给母校。 戴汝吉于1983年11月逝世,丽江党委政府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将其骨灰安葬于校内38平方公尺的花厅内,永远沉睡于他所挂念的母校,并将该校更名为汝吉小学。 当局政府在2012年10月26日,将汝吉小学列为丽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介绍牌上称这一所学校为“旧址”,我透过大门缝隙看了看,窗户满是灰尘,没有擦拭的痕迹,与喧嚣热闹的街道相比,教室空无一人,乌漆麻黑,没有丝毫学生气息,大抵是师生已经搬迁。 历史可追溯至清朝乾隆二年 吃着云南特色晚餐,透过窗户望向隔壁树枝横生的汝吉小学,我心生好奇,动动手指,汝吉小学的历史竟可以追溯至清朝乾隆二年(1737年),在民国时期被称为喜祗园小学,是最早向丽江纳西族传播汉人文化的学堂,也难怪这所小学能成为历史遗址。我相信,拥有如此厚重历史的学校,在中国不止一所。 灵机一动,我也上网找了找楠木河小学,相关信息少之又少,零星的记录出现在扶贫报道里,但对它的介绍,不过是贫困小学名单上的一行字。 楠木河小学的创办人呢?支教老师呢?毕业生去哪里了?相比培养高材生的重点学校,大山里的小孩求学之路都如此艰辛,媒体也无法倾斜资源为贫困小学获得关注度。 我感到历史是由接触文明社会的成功者书写的,贫困地区学校和孩子被隔绝在层层山脉;然而旅游又为我结下这一缘分,倘若大山没有建起公路,我便无法从导游的寥寥几句中知道这所小学的存在。
4星期前
有文字的历史,由古人所写,那么文字创造出来前的人类历史,又是什么记录下来的呢?《无字史记》告诉我们答案,是:基因。 人类文明只有数千年,但自有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的数万年生存史,如今却能透过高科技手段,通过提取古人的骨骼、牙齿、植物茎杆和动物骨骼等留下的元素讯息,推测他们/它们过去生活时代的环境、生活方式、吃的食物或吸收的营养成分等,让现代人能看到远古祖先的秘史。 《无》提出一个概念,即“祖先层序”,把远古时期至现在的人类分成6个层序,包括零层,年代从远古至5万年前,他们是靠狩猎采集为生,直立人从西方进入东亚的时代;第一祖先层,从5万前至2.65万年前,以渔猎采集为生,智人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东亚、萎缩期,从2.65万至1.9万年前,当时面临严寒气候,人群向南方退缩;第二祖先层,从1.9万至1万年前,以渔猎采集为生,南方人群北上;第三祖先层,从1万至4000年前,以农业为生,农耕人群扩张;最后是第四祖先层,从4000年前至今,进入文明和文化时代,东西方人群交互,北方人群南下。 以“祖先层序“分出年份后,我们可以看到智人在第一祖先层时的迁徙路线,是先到了东南亚地区,稍事休整后,再北进东亚,进入中国,这些“海岸暴走族”构成中国祖先中的大部分成员,基本上都是南洋先民的后代。 原来,中国人的祖先来自南洋! 有趣的是,明清时代中国人口暴增,南方地区人多地少,有大量的南方人远渡重洋,到南洋谋生,形成“中国人从南洋来,中国人到南洋去”,只是南洋人到中国的时间远比明清下南洋的时代悠久得多,远到我们不曾想过会是那样的情况。 基因写的史记比起人类写的史记要真实得多,因为人类所写,可能会经过窜改、失误、取舍而偏离历史真实,但基因是科学,可以重复检验,降低人为造假的问题和危害。 《无》以基因作为导航,带领大家来一趟寻根之旅,确实有趣,让人可从另一个角度看见人类从生存一路走到文明! 投稿须知: ■来稿可电邮([email protected])至本报新山办事处; ■来稿可用笔名发表,但必须附上真实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与电话、电邮网址,以及银行帐号(汇稿费用); ■投稿内容不可涉及包括宗教、种族等敏感课题; ■字数限800字; ■编辑对来稿内容,有修整的权力; ■本须知若有未尽善处,本报有权随时增删之。
4星期前
1月前
(古来31日讯)联邦大道士乃大街北上路段旁3座近百年的历史性建筑被一场大火所毁后,受访的士乃市民希望有关方面能原貌复修,让历史记忆获得保留。 士乃老人院管理委员会秘书郑欣民指出,被烧毁的3座建筑,其实是士乃老街历史建筑群的一部分,即以联邦大道旁的德茂大厦为主楼,左右两旁各有1栋3个店屋单位的建筑,属三合一建筑群,非常具有历史价值。 他表示,从外壳来看,3座店屋被烧毁的主要是木质部分,建筑的外壳及结构看似还有修整的可能。 他指出,这个建筑群是士乃的地标性建筑,希望有关方面认真勘察及研究,是否可以从原貌重修,让建筑群的面貌能继续保留。 士乃华小前任董事长张稼禄表示,除非拥有其他大型的发展,希望发展商能复修被烧的老店,让其继续保留原有的风貌。 他说,邻国会将具历史性的建筑很好地保留起来,希望我国也能意识的这一点,毕竟士乃具历史性的建筑已经越来越少。 “那些具历史性的建筑,包括同乐戏院,希望能够有新的作为,例如改为美食街等,不要让其继续空置而显得浪费。” 士乃华小董事长温竣文表示,被烧毁的那些老建筑,都是士乃地标性的建筑,值得保留下来。 他说,如果有关方面没有更好的规划和发展,希望这些建筑能够获得原貌复修,以继续保留为历史性建筑。
1月前
1月前
2月前
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轨道上,你是否曾停下脚步,静静环视那早已熟悉的社区日常场景,进而思索:这个地方究竟是如何发展成今天的模样?它与我们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为探寻上述问题的答案,马六甲培风中学公民与社会教育科的师生,自2022年起推动“Jom Tengkera 一起懂街纳”——一项别具意义的东街纳社区导览计划。 马六甲培风中学校方,将“一起懂街纳”计划纳入公民课教学内容,旨在通过实地考察、策划与举办社区活动,为学生提供将课堂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学生不仅加深了对社区历史与文化的理解,也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主动自发关心公共事务的马来西亚公民。 在课程走过第三年之际,马六甲培风中学公民与社会教育科老师辜秋莹也在与学生同行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深刻的体会与思考。在参加各类比赛或与不同的机构单位交流的时候,由于需要不断地重新探问这项计划的初衷与往前行进的方向,她和伙伴们也经常在反思到底这项社区计划的本质为何。而她认为,这样的反复提问与回答是有其必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打磨的过程。虽然一开始带着学生进入这个社区,只是很纯粹地想要和大家分享社区文化多样性的美好,然而越到后期我们发现,我们在课程中持续贯彻的核心理念是多元(Diversity)。” “多元乍听之下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但是我们并没有打算做规模很庞大的事情,而只是希望每个人在可以舒服地成为自己的同时,也允许别人做自己。多元不仅仅是和族群有关,而是关乎作为一个人,是一项回到根本的关于人性、关于存在的课题。” 顺应马来西亚多元性 开创自身道路  关注Jom Tengkera社媒动态,会发现无论是宣传文案、实体周边商品介绍,还是由学生负责执行的“走街”社区导览,都以多语或至少双语的方式进行。辜秋莹解释,这是团队在策划社区活动时坚持纳入的元素,当中也包括学生在前期进行田野调查、向社区民众采集故事时,需要尝试学习以中文以外的语言达到有效的沟通。 她说:“这样的坚持是重要的,尤其独中作为一个母语教育的环境,这可以让大家看到坚持母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各族之间还是能够透过各种方式去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 在辜秋莹看来,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倾向于要建立“共同语”的时候,马来西亚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条件使然下,可以去开创属于自身的道路。“华教族魂林连玉先生在过去提出‘共存共荣’的概念时,讲的就是多样性这件事情,只是这样的概念可能放在那个年代太超前了,和他站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前进的人不多。但我觉得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所处的正是一个可以谈论多元性和包容性价值观的时代,可以探讨如何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在多元的环境下过得好。” 她坚定地说道。 另一位同样自社区计划启动伊始便倾力参与的老师翁汶峰提到,这项有关了解社区的课程设计,相当符合团队最初想要在公民教育里聚焦的重点之一,即个人的身分认同。他认为,建立个人身分认同的其中一个方面,应是从个人生活的场域开始,他说:“如果你是这一方人,你理应清楚了解脚下土地所蕴藏的历史,以及此地有别于他方的特色脉络。在了解之后,便会随之建立起一种对于在地的认同感,甚至是归属感。而这种认同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学校就在东街纳旁边,加上趁着老一辈居民还在,谈起过去也仍记忆犹新,我们应该协助学生把握深入理解社区历史的机会。” 翁汶峰强调,让学生建立起对于社区的认同感是重要的,更透露了他本身的期待:“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社区内扎根,然后在未来也会常常想到或回到这个社区。无论他已经是一名国会议员或是扮演其他角色,都能够在自身立足的领域为社会作出贡献,甚至带来改变。我们培养的不是华校或华裔族群的代表,而是一名能够与所处社区有所共感的马来西亚人。” 学生们展现对田调的热忱 Jom Tengkera今年于“来!共创永续生活”新新村第三届社区计划大赛中,荣获了最佳潜力奖项(Most Promising Award)。辜秋莹介绍道,由于截至目前为止在东街纳社区所累积的社区关系,比较偏向于峇峇娘惹、欧亚族裔或华裔等族群,相对而言,对于社区内马来人或穆斯林群体的理解是较为欠缺的。因此,这次用于参赛的企划,放眼未来两年能够补足这一块,主动探索这个拥有近五百年历史的混合社区里,关于马来村民的生活与信仰。 她表示,企划会从面向穆斯林文化历史的系列课程开始,同时也会聚焦于社区内一所伊斯兰祈祷室——Surau Kampung Beting的研究计划。团队也希望能够促成与马六甲博物馆协会(PERZIM)的合作,进一步策划更深入的清真寺、祈祷室与穆斯林陵墓的社区导览。 在谈到了关于公民课学生对于参与课程的回馈,老师们都慨叹,这一段教与学的过程其实并不容易,只是在遭逢种种挑战之时,和学生们站在同一阵线,一步一脚印地共同应对罢了。与此同时,老师们也会按照每一届学生的特质,适时地调整课程进行的方式。留台多年以后刚回到母校执教的李佳芯老师也是负责老师之一,她带着崭新的视角走入社区,也收获了有趣的观察。“带着学生进社区访问居民的时候多次吃了闭门羹,原因是多数居民有在午后睡午觉的习惯,后来学生发现,这可能和东街纳社群老龄化的现象有关,也因此意识到故事采集的急迫性,在老人家还愿意多分享的时候,就要把握机会多次回访。” 学生们对于田调和导览,展现出更具好奇心且积极筹备的态度,让在一旁看着这一切的李佳芯也相当感动。“我们是公民老师,但同时也是这个社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辜秋莹总结,“在社区里深耕三年,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我们是老师,跟着我们走进社区的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有持续在孩子心里,种下多元的种子。”
2月前
我们住在伦敦北部郊区科林达(Colindale),乘地铁到市中心约45分钟,地铁每三五分钟就有一趟,非常便利。但伦敦地铁员工常有罢工,若罢工,可搭巴士,不过就没那么快捷。 曾住在这里的朋友向我们推荐过皇家空军博物馆,它一直不在我们的旅游名单上,主要是我们对战争的东西不感兴趣。直到某个地铁罢工日,打乱了我们周末原定的计划,我们才将就去看看。其实它非常靠近,就20分钟的步行路程。 和英国其他博物馆一样,皇家空军博物馆也无需购票,无需预约可直入参观,里头有不同的战斗机的扼要介绍,包括真实照片和迷你模型、制造日期,投入战场及退伍日期,以及此战机经历的战役。此外还有供少儿及年轻人玩乐的战机模型和太空战争的电子游戏、《壮志凌云》(Top Gun)影片战斗机飞行的精彩画面和电影主题曲,还有真人大小的飞行员人像板块模型及身分职衔介绍,以及当事人战后的情况写真,比如退伍的断腿飞行员过后转行从事烹饪行业的短片介绍。 参观后留在餐厅喝咖啡休息,原本打算看电子书打发剩余的时间,后来发现出口处有显眼的告示,指外头另有5个展览馆,各以号码标识。其他展馆面积,每个都不比第一个展馆小。这些展馆,以年份和一战及二战作为区分。原来科林达在一战时是制造战斗机之地。这里展出的飞机,都是退伍的不同国家的真实战机,有些还可以让观众入舱内作近距离的接触。间隔的墙板上,有不同型号战机的生产年份和特点介绍,还有参战的男女士兵人数,以及生还者人数。其他展示,包括战士们随身携带的幸运玩具,如小型的泰迪熊,女兵喜好的飞机模型别针等。一些机舱外部,绘着丰乳美女。 一战展馆有一面墙,挂着三个大大的“11”阿拉伯数字。那是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战争宣布结束的时刻。战争结束,战死的士兵有记录,不过老百姓呢?展馆还展示了战机用的炸弹和被打下来的残破战机,让人触目惊心。 21年后,开始了二战。 近年来的俄乌战争和中东战争,让人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像越吹越胀的气球,随时可能引爆。 死在战场上的,永远不是主战的恶魔。他们无觉于别人的痛苦与灾难,连天烽火是他们庆典中的烟花。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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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前
2月前
昨晚,我因工作来到富贵生命馆,看着人来人往的华社领袖,平时只会在新闻里见到的政治人物,都活灵活现了起来;而此刻,我身在安顺,出席我外公的葬礼。 我的外公,可能快要不行了——第一次有这种想法是在2022年,那时农历新年回安顺过年,印象里身体还不错的外公突然卧病在床。我一次次回到安顺,目睹他的身体变化——渐渐地,外公靠鼻胃管进食,喝奶水度日,失去了翻身、开口说话的力气,连咳痰都艰难无比。 老人受病痛折磨,总有一位家庭成员必须放弃生活,全身心照顾他。三姨为了照顾外公,放弃了出差旅游的机会,选择在家办公,甚至在外公病情恶化时辞去工作。三姨睡在沙发上,听见外公因痰液堵住喉咙发出的咳嗽声,她立刻起身,轻拍外公的背,帮助他顺气。 我知道,没有回来探望的日子里,外公和三姨日日夜夜遭受了不少折磨。电影《如何在奶奶去世前赚到数百万》中,主角M的妈妈照顾阿嬷的情节,不知道在三姨和外公之间上演了多少次。 外公的咳嗽声越发虚弱,意识也越来越模糊。他常年眯眼,似乎游走在清醒与昏睡之间,随着住院的次数增加,我们回安顺探望他的时间也愈发频繁。 富贵生命馆来了好几位行动不便的政治人物——他们被夫人搀扶,或坐在轮椅上,言语含混、神情恍惚。我数了数他们的岁数,与我外公年纪相仿。也许外公曾见证过他们年轻时意气风发、建设国家的模样。纪录片和维基百科详尽记载着他们的丰功伟绩,而我外公是一名退休老人,经历了历史课本里描述的重大时刻,留下几张家庭大合照。历史的浪潮泛黄成皱褶的老照片,在我眼中,他们与弥留之际的外公再无差别。 若不是为了工作,我估计这辈子都不会与元老级政治领袖有任何交集。第一次亲眼看见他们的身影,竟是在老战友的葬礼上,说不清是幸运还是不幸。 来宾们享用着精致的餐点,服务员随叫随到。场地宽敞舒适,完全不用担心日晒雨淋。逝者的家属跪坐在灵堂前,法师一遍遍地为亡者诵经;转眼间,念佛声传回外公的葬礼。我们保持着同样的姿势,连续好几天为外公念佛,祈愿他往生极乐世界。矿泉水瓶缩小了一圈,花生也变得软塌塌的。阳光刺眼难耐,老天爷在外公去世的早上下了一场小雨后,似乎抹干了眼泪,决定不再哭泣。 外公比一颗花生还要轻盈 这闷热的天气,我再熟悉不过——我与外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离安顺老家不远的政府医院。我们曾在年初一来过这里,陪同患者的只有不庆祝农历新年的马来人。医院的老风扇嗡嗡地转着,越来越慢,炽热的阳光穿透窗户直射进来,老天爷在为这家医院增添一丝生机。然而,患者们像晒了一下午的咸鱼,如被凝固了一般,一动不动。 我突然想起,几年前偶然读过余冰燕写的一首诗歌〈杆秤〉:“……食道癌晚期。/ 祖父瘦成了最后一条躺在杆盘上的鱼。至今没有人告诉我/ 死亡有多重/ 多少钱一斤?” 神台摆放着荤素佳肴,趁着外公离开人间之际,让他好好享用一顿许久未尝过的佳肴。一支支清香缭绕在空气中,仅穿了一次的白色T恤,还残留着淡淡的香火味。 我的外公,真的像诗里描述的一样,瘦成了皮包骨头,静静地躺在床上。后来,他比葬礼上的一颗花生、一瓶矿泉水还要轻盈;他轻得无法用金钱、体重来估算,化作一捧沙子、一束黄花。
2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