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新闻资料

简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山林珂普

郭于珂／几根烟的时间？

作为一个城市人，我们早已习惯使用手机完成各种任务，例如联络他人、撰写邮件、排定行程等等。若想与外国人见面，并不一定要专程搭飞机到他身处的国度，因为网络科技的方便，让我们克服了距离与时间的问题。然而，这种便利，对大多数原住民而言却是一种奢侈。尽管大家都住在同一片国土上，但他们手握的天地通数码（CelcomDigi）也许在森林里偏偏“不通”；U移动（U Mobile）到了偏远村落就“寸步难行”；而明讯（Maxis）更多时候应该改名为“暗讯”，因为就算爬到树上采集讯号，依然连一通电话都无法拨出去。 Aminah是少数拥有手机又有讯号的原住民，也是一名习俗领袖。由于她比其他原住民更容易联系，因此我乐观地以为，想要讨论的事情很快就会谈妥。在某个炎热的周日午后，我和Aminah相约在吉隆坡一家酒店会面。我一向讲究守时，每次行程确定后，都会立刻记在行事历上，并提前半小时到达，避免让对方久等。但当我抵达酒店柜台，却还是听到了晴天霹雳的消息：“今天的确有一群原住民在这里开会，但他们中午12点已经退房了耶。” 已经退房？我瞄了一眼手表，现在傍晚5点，我和Aminah约好5点半见面，她人到底在哪里？和柜台小姐道谢以后，我便走到酒店大厅拨电给Aminah。尽管早有预感会被放鸽子，但我还是尽量保持冷静，礼貌地询问她的所在。没想到，Aminah竟然若无其事地回应：“我的会议提早结束，然后天气很热，受不了，所以就回家了。” 听到这个答案，我不禁有些气愤又好笑，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爽约的烂理由。就在我琢磨着下一步对策时，Aminah却率先提议：“要不你就直接来村里见我吧！” 我原以为自己可以省去不少时间成本，在我熟悉的城市里与Aminah见面。结果还是得先勇闯一座森林，才能坐下来好好对话。原住民村最后一哩路：难以估算的距离按捺不住性子的我，隔天一早便独自驱车前往Aminah的村子，又是一个卫星导航搜寻不到的地方。这次我逼自己早点入睡，清晨启程前灌了一杯咖啡，心想有了充足的睡眠和兴奋剂，我一定能撑到最后。等我开了3小时的车程到达一个小镇，并在一家便利店前见到Aminah时，我立刻问道：“请问从这里到你的村子，大概需要多久？” 初次见到Aminah，我有点惊讶，她身型娇小，像个小女孩，和她说话时必须微微弯腰，实在看不出她已经当了祖母。当她爬上副驾驶座时，只是表情逗趣地望着我说：“这要看你的驾驶技术。” 我进过不少原住民村，自认已走过各种破烂不堪的道路，但跟着Aminah这个人肉导航器走到布满尖石块和烂泥浆的红土路时，我意识到，这次挑战大了。这么惨不忍睹的道路，顶多只能用上每小时20公里的时速来行走，宛如一只笨重的大乌龟，走没几步路就会卡在碎石堆或陷进泥浆洞里，必须狂踩油门才能爬出来，一不小心，煞车器还会失灵，使车子从斜坡滑到另一个洼地。看着前方的黄土沙尘纷飞，覆盖我的车身，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来到了撒哈拉沙漠，直到我用水扫把挡风玻璃洗过一轮后，才发现那些看起来像成群骆驼的影子，原来是一辆辆“满载而归”的伐木卡车和油棕罗里。当第10辆卡车从身边驶过时，我忍不住再次问道：“以这种龟速，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达你的村子？”没想到，Aminah随即给了我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大概两根烟的时间（dua batang rokok）吧！” 另类的记时方式与幽默的抗议手段两根烟的时间？从没吸过烟的我，还真不知道这是几分几秒。面对我的追问，Aminah当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和我分享了一个故事：“好多年前，州政府曾经要抢走我们的土地，事情还闹上法庭。当我的老母亲被传召上庭作证时，被告律师（defendant’s lawyer）也问了她同一道问题，那就是‘从镇上到村子需要多久时间？’由于我的母亲必须证明我们族人自古以来就住在这片土地上，并且熟悉这个地方，因此若她说错时间或是给错距离，那我们很有可能会败诉。不过，我的母亲是乡下人，没有念过书，你觉得她有可能会讲出‘1个小时’或是‘15公里’这种答案吗？当然不可能，所以她思考了一会儿便说出‘两根烟的时间’。” 听到这里，我好奇地问了一句：“那……那名被告律师有听懂吗？” Aminah接着说：“当然听不懂，他还一脸疑惑地请我的母亲解释，结果反而被法官呛，叫他尝试从吉隆坡开车到我们村子，算一下自己抽了多少根烟，再除以行驶时间，那他就会知道一根烟的时间是多少，两根烟的时间又有多长了！” 等Aminah兴致勃勃地讲完这个故事，我们终于抵达她的村子，这个山长水远的地方。但我依然对于“两根烟的时间”感到疑惑，看了一眼手表，再估算一下时间，忍不住吐槽：“这段路起码要一包烟的时间吧！” 只见Aminah在空气中变出一根隐形香烟，比手画脚地说道：“所谓的两根烟，不是叫你吸吸吸吸吸吸，你要吸一下，吐一下，休息一下，再吸一下，吐一下，这样。” 更多【山林珂普】：郭于珂／拒绝共食会招来蛇？郭于珂／家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郭于珂／被创造的“种族”

3天前

山林珂普

我们

视频 | 10族和谐大游行音浪鼓点交织自豪自信

情人节隔天，独立广场上迎来了一连两日的“和谐大游行”。这是团结部为了欢庆今年的联邦直辖区日而作出的新尝试，共邀请了大马10个不同族群，超过600人参与。

4天前

我们

山林珂普

郭于珂／拒绝共食会招来蛇？

长大以后，总觉得农历新年非常无趣：长辈过世、传统凋零、年菜变味、亲戚生疏。但自从我发现许多原住民也会庆祝这个节日后，每一年都格外期待。这些住在山林里的朋友，通常因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与华人通婚，尽管大部分后代的华人血统早已稀释，但许多村子至今仍庆祝农历新年，只因担心华人祖先“没饭吃”、“没钱用”或“没衣穿”。这个蛇年，当亲朋戚友都在南北大道上塞车时，我却一个人跑进了柔佛上游人（Urang Huluk）部落。其中一户家庭的“华人祖先”是马共在紧急状态时期丢下的女婴，被一对原住民夫妇收留后，取名为“Kinah”。虽然无法得知此名的具体由来，但极有可能源自于福建话的“孩子”。据说，这个弃婴的原生家庭从未与她相认，甚至可能至今都不知道，他们的后代正默默地在森林里庆祝农历新年。作为一个从小没帮阿嬷准备过年菜的城市小孩，我每次在原住民村过节都非常崩溃，因为他们的农历新年不只是与家人吃团圆饭而已，还要宴请一整个村，所以我的田野工作就是剥一整天的洋葱或削一整箱生姜，甚至得用到巨型大锅来烹煮料理，并出动“划桨板”来搅拌食物。有意思的是，许多没有华人血统的村民还真的会穿上红彤彤的唐装和旗袍来拜年，品尝这户家庭精心准备的宴会，反而是我这个拿着相机走来走去的“纯正华人”，好像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Punan禁忌：原住民的生存法则事实上，马来半岛原住民社会崇尚极简主义。在我拜访过的许多家庭里，一般都没有太多的家具或餐具——他们平时睡觉躺草席、煮饭蹲地板、吃饭用手扒。神奇的是，在资源如此匮乏的环境里，却鲜少有人饿死，这是因为他们有个非常强大的社会保护机制—— Punan禁忌（又称 Punen、Pehunen、Kempunan 等）。所谓的“布南”，是“灾难”或“不幸”的意思。打个比方说，今天有3个男子进森林打猎，若男子A没有收获，另外两个男子B和C就得与他共享猎物，否则会触犯Punan禁忌。若男子A因为害羞而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但心里其实很想吃，那他也会触犯Punan禁忌。还有一种情况是，男子A自己进森林打猎时，刚好碰见一个不认识的男子D在烤野猪。即便男子A不想吃野猪，也必须稍微触碰一下，否则仍会触犯Punan禁忌。触犯Punan禁忌的后果是什么？不外乎走路会跌倒、进森林会被蛇咬或遇到老虎，甚至有可能会生怪病。为了避免自己遭遇不幸，大部分原住民都会谨记这个禁忌，也不容许出现挑食的情况，大人煮什么全部都要吃，若真的不想吃，则得做一些“小动作”或是默念“咒语”，化解掉Punan的惩罚，而每个族的作法都不太一样。例如，彭亨的士美莱族（Semelai）会触碰食物，并说“lai se koh, yek jama”，意思是“鬼，我已经吃了喔”，以提醒看不见的灵别惩罚挑食的自己。至于柔佛的上游人，则有一种更有趣的化解方式。老一辈的人说，若他们不想吃特定的食物，同样必须用手稍微触碰它，然后大声念出“tessnene, pinas pinas, ular mati, aku hidup”，意思是“蛇会死去，我会活下”，并用口水涂抹嘴巴和耳朵后面。至于霹雳的色迈族，虽然不会念什么特别的“咒语”，但也会触碰食物，然后涂在脚边，避免蛇来咬他们。除了畏惧蛇或老虎，很多原住民也非常害怕在河边遇到鳄鱼。我的色迈族朋友举例，士林河（Slim River）与乌鲁安南（Ulu Bernam）的交界处曾是鳄鱼出没的高危地带，因此住在附近的原住民只要看到有人吃东西，都会去尝一口，因为他们相信共享食物可以避免彼此遭鳄鱼袭击。还有一个上游人告诉过我，自己的祖父就是因为触犯Punan禁忌而被鳄鱼活活吞掉的！据他回忆，祖父当时不小心在出门前表达想吃番薯的“愿望”，但因为忘了吃一口就出门去了，所以在河边遇到鳄鱼，最后连尸体都找不到。共享不只是生存之道换句话说，Punan禁忌不仅关乎“共享”精神，也涉及满足“口欲”。若担心自己触犯这个禁忌，就不能屯粮、不能挑食、也千万别乱许愿。有趣的是，并非所有食物都能透过“小动作”或“咒语”来化解Punan禁忌。比如，对彭亨州的色末贝里族（Semoq Beri）而言，“炒饭”的Punan是最严重的，若家里有人煮了炒饭却没有吃的话，那你很有可能会遭遇不幸长达1个月、3个月或半年之久。与此同时，上游人用来祭拜Datok Keramat神灵的“三色糯米鸡饭”也无法靠一句“tessnene”来挡灾。我猜想，很多punan最重的食物都是“米饭”或“糯米”，很有可能与古时候物资稀缺有关。尤其原住民社会并非全部种植稻米，生活上的主食大多为木薯或番薯类，所以这种共享精神变得更加重要。由于有这个强大的社会保护机制，我每次进森林做田野，从来不会担心自己饿死，也不会挑食。省去家具和餐具后，我也会跟着他们一起盘着脚丫坐在地上，用手扒饭，享受这种跨族相聚和共食的美好时刻。记得有一次，我无意间透露想吃上游人制作的传统榴梿糕（lempok），没想到全村人立刻翻找自家冰箱，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最终，他们真的找到一包送给我。正当我准备离开时，朋友赶紧递给我一把汤匙，并叮嘱道：“你先吃一口再上路，否则会触犯punan禁忌。”对于原住民来说，共享不仅是一种生存智慧，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或许，“共食”才是最有意义的过年仪式。更多【山林珂普】：郭于珂／家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郭于珂／被创造的“种族” 【新专栏登场】郭于珂／晨间的报时鸟

2星期前

山林珂普

山林珂普

郭于珂／家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冬天的台北总是阴晴不定。下雨时，总让我联想到英文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句子“chilled to the bone”，每天都挂念着那四季如夏的国度。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时，已是凌晨12点。原本预计晚上8点抵达的班机，因为引擎故障延误了4个小时才起飞，让整个候机室充满了连续不断的哀嚎声。尤其最近频频发生坠机事件，每次飞越一片海洋，都仿佛在为自己的命运下赌注。我也习惯在关机前和家人说声“我爱你”，害怕来不及传达最后的心意。当空服人员用马来语说出“Kepada warganegara, selamat pulang ke tanah air”时，那颗悬了一整天的心终于可以放下，告诉自己：“我回到家了。”走出机舱后，强烈的温差立刻席卷而来，我一边脱下厚外套，一边向出境大厅走去。一路上，隐约看到四周布满了不少宣传马来西亚旅游的海报。有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文化展演照片，也有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在热带雨林中摆拍，以及砂拉越伊班族在长屋前微笑的场景，完美体现了我国“Truly Asia”的精髓。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座代表着“马来西亚之门”欢迎外国旅客的建筑物，为何连一张特姆安族（Temuan）的照片都看不到？我之所以会特别提到这个族群，是因为吉隆坡国际机场在还未诞生以前，曾经是特姆安族的家园。 1993年，为了修建机场，政府强制迁走Kampung Orang Asli Busut和Kampung Orang Asli Ayir Hitam的原住民，并将两个村合并，重置到雪兰莪的瓜拉冷岳县（Kuala Langat），改名为Kampung Orang Asli Busut Baru。当年，他们无声抗议，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他们祖先的坟墓与尸骨，至今依然沉睡在机场的泥土之下，也因此，特姆安族常常私下开玩笑地说：“这是一个鬼地方”（tempat hantu）。对大多数马来西亚人来说，机场是通向世界的门户，也是回到祖国的第一站。但对特姆安族而言，他们的家园却被钢筋水泥永远封存，再也无法探望祖先。装置艺术与影像呈现特姆安族文化事实上，特姆安族的传统信仰与华人非常相似。每年12月底，很多村庄都会庆祝“祭祖日”（Haik Muyang），感念祖灵的庇佑与保护。在刚过去的1月10日，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与传播研究学士班的学生联合全球环境中心（GEC）、特姆安原住民之友协会（SGAT）和特姆安族艺术家Shaq Koyok，在八打灵再也的Papan Haus空间举办了“Ruang Temuan”民俗文化展览。展览通过装置艺术和影像呈现特姆安族的祭祖日、传统服饰和手工艺品。现场还能看到当地原住民小朋友用充满童趣的画作描绘他们对家园的认知与想像。此次展览主题巧妙借用“Ruang Tamu”（客厅）的概念，搭建交流平台，邀请所有马来西亚人来这里“作客”，与特姆安族朋友相遇，聆听边缘族群的故事与声音。开幕当天，每位观众在入口处都会获得一个由孟光叶（Mengkuang）编制的传统头饰（Tanjak）。戴上后，仿佛被带入神圣的场域。在昏暗的小房间中，特姆安族家门口的小神坛Sangga，通过投影机的光在眼前的幕布上“活”了过来。上面隐约能看到一些祭祖供品，比如白蜡烛、饮料、饼干和糯米糕。按下装置旁的按钮，这个虚拟小神坛后方还会喷出浓浓白烟，模拟仪式中燃烧甘文烟（Kemenyan）的环节，让不曾参与过特姆安族祭祖日的人，也能沉浸其中。原住民自我赋权很重要说来也奇妙，我认识的第一个原住民朋友正是 Shaq Koyok。这次新纪元学生策展的田野地包括 Kampung Orang Asli Pulau Kempas 和 Kampung Orang Asli Broga，其中前者正是 Shaq 的村子。而上文提到的重置村，则位于 Shaq 村子的隔壁。尽管我与Shaq相识已有6年，但我很少触碰特姆安族的议题。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够有趣，而是因为Shaq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活跃且热血的社运领袖，轮不到我替他们发声。记得我们上次见面是在一场线上的半岛原住民论坛，大部分讲者都是西方人类学家，也是该领域的“元老级人物”。但这场长达4小时的分享会最后却有些不欢而散。原因在于，这些“研究报告”只是堆砌冷冰冰的数字和晦涩的理论，既看不见有血有肉的存在，也听不到内部的声音，令唯一的原住民代表Shaq深感不满，直接批评这些研究“非常不接地气”，对原住民社区没有带来任何实质帮助。展览当天与Shaq重逢，我们又聊起这件事，而我忍不住大赞他的勇气，并坦言，有些事情只有原住民可以做。就像去年，纽西兰要通过一个会削弱毛利人权益的法案时，毛利议员哈娜即兴在国会跳“哈卡”（Haka）战舞，震撼全世界一样。听完我的话，Shaq轻轻许了一个愿望：“我希望半岛原住民有一天也能获得这样的力量。” 更多【山林珂普】：郭于珂／被创造的“种族” 【新专栏登场】郭于珂／晨间的报时鸟

1月前

山林珂普

VIP文

郭于珂.除夕，我在原住民村过年

每年除夕早上9点，何亚海的所有后代都必须要回到村里祭拜祖先，献上马来卤面、白色三蒸酒、香烟、栳叶、槟榔、石灰粉、中国柑、啤酒、烧猪、三角标止痛退热粉，还有年年必有的年糕。

1月前

VIP文

综合

哥打3原住民学生赴韩征机器人大赛

（新山24日讯）哥打丁宜甘榜拉遥国小的3名原住民学生，日前联合彭亨和吉兰丹的队伍，代表我国出战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26届国际机器人奥林匹克大赛。这3支队伍是在国油子公司Petrosains举办的“2024年Petrosains RBTX机器人挑战赛”中脱颖而出，其中甘榜拉遥国小夺得冠军，冠军队伍成员是阿末希迪、莫哈末法林阿玛、诺迪丽莎。甘榜拉遥国小的得奖作品是潮水涨退感应系统，该系统可保护甘榜拉遥的渔民在开放海域免于风浪和潮水变换的侵袭。出战第26届国际机器人奥林匹克大赛的我国3支队伍在初级创意组上阵，参赛队伍须设计和呈献有关机器人的解决方案。甘榜拉遥国小的3名成员需在比赛规定的5个小时内，设计可以净化河流的机器人系统。

1月前

综合

山林珂普

郭于珂／被创造的“种族”

我初次发现“种族”是被创造的，是2019年。那年6月，吉兰丹话望生的原住民村爆发16人集体死亡事件，震惊全国。一开始，他们的尸体遍布森林，葬在不同的树上，然而经过卫生部官员介入调查和解剖后，他们却变成了穆斯林，必须土葬。这些皮肤黝黑、身型矮小的原住民叫“巴迪族”（Bateq），与马来西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峇迪布（Batik）自然一点关系也没有。在他们的族语里，“Bateq”是“人 ”的意思，有时候，他们也会自称“Bateq Hep”，意即“森林的人”（Orang Hutan）。当我询问他们是否为穆斯林时，巴迪族村长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耐人寻味地说道：“以前，所有的人都是Bateq，华人的妈妈是Bateq，马来人的爸爸也是Bateq，但是神把我们分成了不同的‘种族’。像是马来人，他们以前也和我们一样的，喜欢吃猪肉，但是后来他们不吃了。他们忘记了，是他们想要和我们不一样，现在却希望我们变得和他们一样。” “族名”具有流动性，会随时代变迁改变纵观马来半岛19族原住民，他们的族名与全球各地的原住民一样，都是被“他者”建构的，尤其是西方殖民者。这些所谓的“族名”通常是不同语言的“人”，并与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关，有些甚至会随着时代不断演变。打个比方说，雪兰莪州的玛美里族（Mah Meri）原为一支海上游牧民族。有文献指出，他们曾经居住在彭亨和柔佛边境的兴楼（Endau）海域，甚至南至柔佛、新加坡和苏门答腊。还有人声称，他们的足迹曾出现在柔佛峇株巴辖和麻坡南部的沿河地区。而这群人的“族名”至少有3个版本。根据英国学者Skeat和Blagden在《Pagan Races of the Malay Peninsula》的记载，这支海上游牧民族最初被外界称为“Besisi”。在马来文中，“Sisi”是“边缘”的意思，有可能与他们的游牧性有关。1980年代左右，又有学者发现他们倾向于自称“Ma’Betisek”，意即“长鳞片的人”。传说中，有位族人在清洗鱼只时，不慎让一片鱼鳞掉进自己眼里，结果望向远方时，以为海盗船来袭，于是马上拉响警报。由于其他人都看不见那艘船，证实为一场乌龙，所以他便被朋友取笑为“长鳞片的人”，后来再延伸为这群人的族名。那如今使用的族名“Mah Meri”又是怎样来的？背后的原因是这支海上游牧民族在15至16世纪期间，还真的遭到了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海盗袭击，因此便一路逃亡至雪州的凯利岛（Pulau Carey），隐藏在红树林里，变成了“森林的人”。虽然这片红树林后来变成了英国人的橡胶种植园，又在近代成为了森那美公司（Sime Darby）的油棕种植园，但他们的族名却被确立了下来，从此没再更改过。我们都是“人”？按照相同的命名逻辑，台湾的阿美族（Amis）和北美洲的因努伊特族（Inuit）都是“人”、纽西兰的毛利人（Maori）是“正常人”。而在婆罗洲，达雅人（Dayak）是“山区内陆人”、乌鲁人（Orang Ulu）则是“上游人”。诸如此类的例子多不胜数，无法一一列举。但若你以为西方殖民者和原住民的初次相遇，都能顺利进行“你是什么种族？”“我是人”的对答环节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这些文化背景相差甚远的人经常陷入鸡同鸭讲的窘境，也因此创造了很多荒谬和成谜的“族名”。例如，彭亨州的嘉户族（Jah Hut）最初被英国殖民者“登记”的族名是Jah Hĕt，意思是“Orang Bukan”。当我询问嘉户族朋友为何“不是人”时，只见众人捧腹大笑，并告诉了我一段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根据我们的族语，‘hĕt’是‘不’，‘kom’是‘可以’，或许英国人在问我们祖先问题时，他们都爱回复‘hĕt’这个词，也就是‘不懂’或‘不要’的意思，所以最后我们就莫名其妙成了‘非人物种’。” 接着，他又自嘲地说：“若祖先当初回应‘kom’的话，或许今天我们就是‘Jah Kom’（可以的人）了……‘森林的人’应该叫‘Jah Brik’才对。只不过，我们只有在开玩笑的时候，才会使用这个称呼，平常被问到族名，还是会回答‘Jah Hut’。” 从Hĕt变成Hut，与后来的英国官员无法识别或误听[ĕ]这个音有关，显示“族名”是一个充满流动性的意识形态，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了这些“种族”以后，才能方便治理。不存在“种族边界”的生物学指标 “种族”作为一个概念，究竟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抑或是一种人为建构的产物，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焦点。想要厘清种族的定义还得分析其与生物学、文化、社会和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般上，原初论（Primordialism）认为，“种族”是基于血缘、地域、语言等客观因素自然形成的群体，具有永恒特质；建构论（Constructivism）则主张，“种族”并非自然存在的范畴，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由权力关系和社会互动所塑造的概念，因此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先不论哪种立场更准确，但至少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的多样性远远超过种族之间的差异性，并不存在能够明确划分“种族边界”的生物学指标。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一个人拥有多元和流动的身分认同早已不是什么神奇之事。神奇的是，尽管我们都是那个被称之为“智人”（Homo sapiens）的物种，但时至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在“种族”的煽动下摇旗呐喊，继续做一颗政治人物最忠实的棋子。更多【山林珂普】：【新专栏登场】郭于珂／晨间的报时鸟

1月前

山林珂普

古城

甲青商会及狮子会赠78原住民学生礼券

透过每年一度的重返校园计划，马六甲国际青年商会今年与马六甲狮子会携手为600名贫困的小学生助力迎接新学年。其中，马六甲国际青年商会于日前在亚罗牙也小学举办的颁奖典礼中交接赞助券仪式，共78名原住民小学生受惠。

2月前

古城

即时国内

原住民精锐部队坚守哥乐河打击马泰跨境犯罪活动

来自警察普通行动部队北旅第18营的原住民精锐部队（Senoi Praaq）加入马泰边界哥乐河一带的安全监控任务，以打击所有跨境犯罪活动。

2月前

即时国内

山林珂普

【新专栏登场】郭于珂／晨间的报时鸟

去年圣诞节晚上，我和台大人类学研究所的同学与导师在酒吧里庆祝这一学期又圆满落幕，接近半夜，这里的顾客已陆续离开，但混有邹族和拉阿鲁哇族血统的同学却兴致勃勃地拿出了吉他，排湾族同学则随性地给了一个key，等节奏十足的伴乐声响起时，台北这座寒冷的城市，瞬间被阿美族的情歌给深深温暖。我一直觉得第一次来台湾念大学，只认识了这座宝岛的“表面文化”，第二次来念研究所时，才让我看见了那些藏在山林、河水、泥土与植物间的“生命细节”。听到的故事过去一年，我去了台湾离岛兰屿，与穿着丁字裤的达悟族在地下屋会面，听他们诉说飞鱼季禁忌，包括夫妻不能行房，1至2月出生的小孩会被当成“偷生的”；我还去了宜兰的泰雅族部落，他们告诉我，若gaga（祖先流传下来的话）没有找回来，那传统文化便会消失。离开前，他们给了我一个名为qaluh（鸭腱藤）的幸运种子，声称族人若捡到它，便会携带在身，保佑打猎大丰收。由于这种植物只能在浅山生存，而浅山又偏偏是开发活动最多的地方，所以如今已越来越少见了。最近，我又登上了嘉义的阿里山，在邹族部落看了满天星空，品尝了人生第一口山羌，还听了一对艺术家母女诉说祖父如何被布农族黑巫术“杀死”又被邹族巫师“救活”的故事。有趣的是，虽然邹族和大部分台湾原住民都已信奉基督教，但他们依然相信任何仪式日期都不能公开，因为担心植物会“偷听”，害怕恶灵来“打扰”。被遗忘的半岛原住民若你觉得这些故事听起来很魔幻写实、甚至像在写虚构小说，那很有可能，你和我一样都是底下无根的城市人。事实上，马来西亚也有一群仍实践着万物有灵论的人，他们的族名或许没有出现在历史课本、国家系统或族群表格里，但他们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森林如何思考、动物如何说话、植物如何哭泣。这些人在半岛被称为Orang Asli、在沙巴被称为Anak Negeri、在砂拉越则被称为Dayak和Orang Ulu，三邦原住民统称Orang Asal，所有族群加起来应该将近100族。若以马来半岛为例，官方承认的有18族，学术界承认的则有19族，即Kensiu、Kintaq、Lanoh、Jahai、Mendriq、Bateq、Temiar、Jah Hut、Che Wong、Semai、Mah Meri、Semaq Beri、Temuan、Semelai、Jakun、Orang Kanaq、Orang Kuala、Orang Seletar和Temoq。被政府落下的那一族正是“Temoq”，这群住在彭亨的原住民不知为何被宣判“绝种”，也没被归类进英国殖民者划定的三大半岛原住民群组里——矮黑人（Negrito/Semang）、赛诺伊人（Senoi）和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像幽灵一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先不论你有没有听过这些族名或亲眼见过他们，但一般西马人可能都不知道半岛有原住民，而东马的朋友，则会以为原住民是婆罗洲的专利。马来西亚建国超过60年，政府到底是如何隐藏这群人的？原因很简单——人数很少。根据原住民关怀中心（COAC）协调员Colin Nicholas的最新汇报，半岛原住民在2024年的官方总人口为240,000，但若以7万户家庭乘以平均5.5个成员的话，非官方数字则为385,000人，仅占了全国人口0.7%至1.13%左右。由于大马政府长期沿袭了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遗产，以至于人民对国家族群的结构认知，一直停留在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三大种族”框架里，也懒得去思考所谓的“其他族群”（Dan Lain-lain）到底是谁。至于那些住在偏乡地区的西马人，虽然有可能会意识到，附近的森林住了一群Orang Asli，却容易按照“现代人”的标准，将这些不符合资本主义理想的人，丢入“懒惰”和“落后”的那一方。印象深刻的是，有次在半岛原住民论坛上认识了彭亨州的嘉户族（Jah Hut）、砂拉越的比达友族（Bidayuh）和本南族（Penan）的社运分子。虽然这三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在村里经常能听见不同的鸟叫声，而每种声音都代表了不同的时辰、好预兆或是灾难前的警报声。接着，其中一人透露：“2019年年尾的某一天，我们的森林突然安静得可怕，没有虫鸣，也没有鸟叫，过不久，新冠疫情就暴发了。我们相信，这些动物是神灵的使者，它们住在土地里面，而我们这些踩在土地上的人类啊，只是过客。” 过去几年，我国频频发生大水灾，以前受难的都是这些住在山林里的人，但如今，城市人也渐渐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反扑。我一直很喜欢挪威歌手Aurora的〈The Seed〉，里头的副歌不断地怒吼着： “When the last tree has fallen And the rivers are poisoned You cannot eat money, oh no” 接下来，还有多少山林会消失，还有多少古老的智慧将灭亡，我不知道。但唯一能确定的是，若再不种下“文字的种子”，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没有人记得晨间的鸟是如何报时的。于是，【山林珂普】就这样诞生了。

2月前

山林珂普

新教育

【NATIVE纪录片放映讨论会】扭转旧叙事说好原住民的故事

如何长远改善一个族群的生活现状？说好他们的故事，扭转社会大众的陈腐叙事，是张永亮现阶段的答案。 5年前，他与原住民合创社企Native，将旅客带入原住民村庄交流、探索。“旅游业也是关于说故事的产业，我们想，怎样可以说出更好的故事，一个可以empower原住民的故事？” 5年后的今天，Native自资拍摄纪录短片《Jiwe Kitak》（我们的精神），让原住民以第一人称出现在自己的故事里。这是一部原住民与非原住民携手完成的作品，片名中的“我们”包含了谁？想刻画什么“精神”？报道：本刊李淑仪图：受访者提供黑幕渐亮，镜头跟随Ayah Inde一家到咖啡店喝早茶，用蒸面包和生熟蛋，开启寻常一天。喝完早茶，载送孙子上学，Ayah Inde回到村庄，准备带领游客走入森林探险。 Ayah Inde是特姆安族（Temuan）原住民，定居雪兰莪双文丹村（Kampung Serendah），一个占地200公顷、住有180户约700人的原住民村庄。2018年，村子迎来张永亮与Native进驻，同是村委会成员的Ayah Inde加入Native团队，成为一名向导，自此学习向村外人诉说原住民的故事。这一次，获得村民推举，身兼Native森林徒步团团长的Ayah Inde跃上荧幕，充当纪录短片《Jiwe Kitak》主角，用另一种方式娓娓说出他的故事。纪录片由卫美娟导演、霹雳原住民文化和艺术协会主席罗尼（Ronnie Bahari）担任文化顾问，并在2024年11月30日（星期六）于吉隆坡植物园森林学习中心放映。十余分钟的纪录短片，前后一共剪辑了11版，为何最终决定以咖啡店的画面拉开序幕？ “它有多层涵义，”卫美娟解释，“首先我觉得很有趣，我们没有故意安排，有次Ayah Inde叫我们别太早来拍摄，因为他要喝早茶，我说那不如跟着他去。某种程度上，这一幕也向观众暗示着他们有多‘马来西亚人’。我是华人，咖啡店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两个族群之间虽有差异，但也有相似之处，这不该成为我们害怕的事。” 卫美娟想要挑战像她一样的非原住民观众，撬动他们的惯常认知——原住民的真实日常，或许跟你我没有那么不同。短片是与原住民互动经验的反射开拍前，摄制团队挪出大量时间对话、思考，渐渐锚定短片的叙事方向。 “我们不想用悲情叙事，聚焦在负面事情上，我相信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够多。我们想要突显原住民的能力，另一个面向的故事。” 事实上，在卫美娟看来，这部短片更像是她与原住民互动经验的反射。 “第一次进村，很多事情都不懂，而Ayah Inde和村民张开双手欢迎我。每次见面，会有很多食物，吃饱了，Ayah Inde还会拿出榴梿、蔬菜来招待。”拍摄的过程，与其说改变了她对原住民的看法，更精准的说法是，她对原住民的理解范围拓宽了。“有时看到一些东西，我会发现，诶，原住民是这么做的？华人也是！后来我们都成了好朋友。” 罗尼的身分较为特殊。他也是原住民，却是来自不同村庄的色迈族（Semai），多年来积极捍卫、宣扬原住民文化。这次担任拍摄团队文化顾问，他自谦这个头衔实在太重，反而是他学到更多。 “团队成员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思维，我们可以做的是互相学习。有时美娟会问我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就向Ayah Inde请教。生活每天都是学习的旅程。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将全员集体学习的成果，以视觉方式呈现，浓缩成这部10分钟的纪录短片。” 纪录短片概述的，是Ayah Inde加入Native后，一路走来的蜕变。其中最有成就感的事，他说，是自己从原本“零”的状态，走到如今充盈的模样。原住民所说的精神 “以前我是kosong，很害羞，不能跟外人讲话。”他会疑惑，来自远方的陌生人，真能明白自己的故事吗？后来见到旅客积极提问，他很高兴，因为这些人真的在乎他说的话。“现在我有勇气了，以前顶多跟一两人沟通，现在可以同时跟二三十人讲话。” 不单是勇气的积累，关于旅游业的经营窍门，Ayah Inde也是从零起步。 “一开始真的不容易，比如森林徒步需要开拓路径，后来发现，我们也必须准备适合小孩和行动不便者的路径。”有了路径，还得有故事，走到哪里要停下来介绍什么草药，都要精心雕琢。食物也不得马虎，“要考量旅客的宗教信仰。后来我们也盖了民宿。”难关处处，他一一克服，“以前团队很小，现在我有很大的团队，轻松多了。” 至今，Ayah Inde与村民已经接待超过3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可以跟他们说自己的故事、过往的坎坷、情况如何好转等等，我感到很自豪。” 他的故事，如今凝结成一部名为《我们的精神》纪录片。那是一种怎样的精神？ “我们相信，周围存在着微妙的事物，”Ayah Inde所说的精神，是原住民与大自然相处的哲学。有时带队到森林徒步，“我呼唤风来，风就会来。这就是原住民的精神。我们跟自然环境关系密切。所以我不想要森林灭绝。我更喜欢住在森林，自己用木材盖房子。可能人们会觉得这样很穷，但我感觉自由、愉快。” 那些逐渐剥落的东西纪录片放映会紧随一场讨论会，现场坐有来自双文丹村的原住民，以及其他关心原住民课题的人。谈及原住民生活在大马的愿景，Ayah Inde不失认真地笑说，“我的愿景很大哦，我想要保留剩下的森林，我担心很多草药会灭绝。” 草药的灭绝，意味着很多原住民习俗恐怕无以为继。关于森林的话题，罗尼自知有些敏感，但也不怕直言。“我们用来维护传统习俗的森林资源越来越少，比如手工品，比如节日仪式，需要使用特定的草药和植物。在双文丹村，我留意到那里的森林面积只剩一点点，不足以让村民贯彻传统习俗。” 遵循祖辈教诲，原住民一直扮演森林守护者，“我们只拿需要的，不会拿多余的。”可是城市化的发展列车碾来，原本充裕的资源很快消耗殆尽。现场观众提问，有可能重建森林吗？“我们喜欢这个想法，但现实是，有些权力我们无法对抗，今天这群人重建了，明天那群人就来拿走。”直至各方达成全面共识之前，这仍会是一个无解的难题。现代化发展有其代价，罗尼看见的是，他所珍视的团结精神，逐渐在原住民群体里剥落。 “我希望原住民与非原住民都能观赏《Jiwe Kitak》，”里头埋有他想传递的讯息。“我想对原住民朋友说，团结精神很重要。”他以自己的村庄为例，大约70年代以前，有人购买10公斤的米、1公斤的糖，都会平均分给所有村民。“有人举办宴会，整个村子都会帮忙。以前我们做任何事都很团结。” 团结精神根深蒂固，以致半岛18族原住民的语言里，无需存在“谢谢”这个词汇和概念。 “当现代化渗透进来，宗教也进来，这份团结逐渐稀释。”他也说不清为什么，或许是大家追寻的目标不再一致。“短片里，我们可以看到Ayah Inde与家人、邻居，大家同心协力策划所有活动项目，”罗尼希望这些画面可以唤回原住民的团结精神。盼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合作不会止步对于非原住民观众，罗尼也有话想说。 “我们想给外面的朋友知道，原住民必须适应现代化潮流，随它进化，以致我们必须使用不同的方式传承习俗。以前我们办热闹仪式，现在我们必须把传统的智慧跟外人分享，让它流传下去。可是这很不容易，所以今天我们透过短片展示的，希望可以让大家多少更了解原住民文化。” 重要的是，罗尼希望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合作，不会止步于此。卫美娟认同，各族之间的多元与包容，也是她以非原住民视角诠释的“我们的精神”。“虽然短片里发声的都是原住民，但不管是镜头前或镜头后，”她说，都有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共事的身影。创业5周年，张永亮一路不乏向别人说故事的机会，“关于Native创办的历史、未来的走向，这些故事常常是一样的，可是随着我的生活阅历增加，它的意义已经不同。” 这些年，他深切体会，一个组织的影响力相当有限，“因此现阶段，我们更专注于腾出空间，让原住民决定自己的走向，无需依赖任何外人。同时，我们也会努力创造更多让非原住民支持原住民的空间。” 拍摄纪录片是第一步，初衷是想构建一个更有力的叙事，提升原住民的地位。“纪录片也是为了引发对话和讨论。”接下来，张永亮想要将作品带入大学、校园，创造更多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相互理解的契机。 “我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位置上，找到影响世界的方式。” 更多【新教育】：自杀事件发生前后校方能做些什么? 【华文文学与活动交流会】为推动华文工作寻更多的可能印尼新锐导演卡蜜拉·安迪妮／镜头底下的女性角色是对社会的观察

2月前

新教育

花城最热点

森马华志工团访文丁原住民村送物资礼品庆圣诞

森马华志工团走访文丁原住民村，为当地基督家庭赠送物资和礼品，共庆圣诞。

2月前

花城最热点

周刊专题

【种子自主权／02】迦南地梦想园，搜集稀有种子，耕耘食物森林

运用食物森林概念种植，迦南地梦想园（Calanthe Dreamland）经营者黄锦周收集少见的种子，往梦想地播种。先从咖啡树开始，再到原住民部落的传统草药，直到各式各样的榴梿品种……来到这里宛如走入深山，处处都是超市里头不曾见过的本土食材。

2月前

周刊专题

大柔佛焦点

曾遭破坏，陈宗：原住民村电讯塔将安装

（拉美士15日讯）马华彼咯州议员陈宗指出，彼咯原住民村甘榜斯里登巴炎电讯塔曾遭破坏，有关方面将展开系统安装工作，预计将在明年3月份竣工。

3月前

大柔佛焦点

笔记本

“土著权益”与“全民平等”两难全？了解纽原住民为何“战”上国会

纽西兰议员在国会大跳毛利“哈卡战舞”抗议的画面，在国际上受到很大关注。很多人只是看个热闹，但了解前因后果就会知道，是因为有人动了所谓的“土著大蛋糕”。

3月前

笔记本

古城

魏喜森：助了解投保重要性社险须走入原住民村

甲卫生、人力资源及团结行政议员拿督魏喜森表示，为了让更多原住民了解投保社险的重要性，他将要求社险机构走入原住民村进行宣传。

4月前

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