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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身为华文老师,我对写作充满热忱,却常常对阅读和批改学生作文感到恐惧。这不仅是因为学生的语文、语法,甚至字体都越来越“不堪入目”,也因为他们的写作方式和内容越来越单一和规范,于是让我这个唯一的“读者”感到困倦乏味,远不如从前阅读学生作文时偶尔带来的耳目一新、赏心悦目。 这样的现象不只出现在学生的写作能力上,也频繁出现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若与学生对话,会发现学生在表达自身的喜怒哀乐时经常会出现“尽在不言中”的情况,就是情绪很复杂也很丰满,但到嘴上却变得很单薄,表达不出真实情感。也就是说,学生表达情感的词汇变得越来越少,也造成他们表达和分析自身和他人情感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差。 这种语言表达能力匮乏的现象被称为“刺激匮乏”。这是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80年的研究成果,指的是儿童在成长过程的语言环境中,因为没有接触足够丰富的刺激,日后在表达时也缺乏足够资源,而只能流于扁平甚至退化的状况。 正常来说随着年岁渐长,阅读量和生活经验日渐丰富,语言和表达能力会日渐积累和丰富。加上网络让资讯和知识的传播更加快速,人们每天接触和吸收的资讯越来越多,理论上无论是学生还是大人,语言丰富度和表达能力都该提升。 但没想到网络的普及反而导致时间和注意力的碎片化,大家都在追求“短小精悍”和“爆炸性”的讯息,导致更为细致和丰富的语言描述和情感表达,在追求速度和效率的网络环境中都被“超xx”、“西北xx”简易地取代,并且不加以解释。于是让扁平的表达方式和网络用语大行其道,且若是认真询问原因,他们大多时候也说不上为什么。 时间和注意力被网络占据,也让人们对现实生活和生命经验缺乏思考和感知,这进一步让学生的表达能力受到限制,也对现实生活缺乏热情和好奇。现代人的生活过于忙碌,闲暇时间被手机轻松占据,获得的资讯既碎片化又缺乏营养,让大家都成为困在笼子里的鸟,看似可以欣赏外面的精彩世界,但其实不过是被这个世界困住无法逃脱而已。 只追求高效会变得没有“人味” 缺乏情感表达能力对处在身心发展关键时期的学生而言,更具有负面影响。在教育现场的我经常发现,如今的学生无法精准合宜地表达内心的负面感受,在生活中又找不到好的示范,于是千言万语只能浓缩为一句又一句锐利穿心的粗言秽语。表达能力有限的后果,是人与人之间无法进行深入细致的沟通,也培养不了对他人情感的同理之心,这对于急需培养人际相处能力的学生而言是非常严重的。 尽管资讯时代的到来让许多知识和资讯变得浅显易懂且容易传播,但这不构成我们可以放弃复杂和细致的语言表达能力的理由。什么都追求精简高效的世界并不会变得精彩纷呈,反而只会变得破碎且单一,这还会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扁平单薄,变得更没有“人味”。毕竟真实情感并不会因为忽略和无法表达而消失,而只会被压抑,最终反噬自身。 更进一步去想,这些孩子长大后,成为扁平单薄的大人,又会带出怎样的下一代呢?恐怕会陷入更加“刺激匮乏”的恶性循环吧!
16小时前
“老师,你为什么要做老师?”唉,又来了,这个问题。 我从没想过成为一名老师,这一点我非常确定。大学专业,我考虑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医生、植物学家、编辑……唯一不在考虑范围的是老师。老师是所有长辈都希望我走的退路,可年轻人毕竟心中还有一腔热血,所以我说,让我去别的地方试试吧。如果其他地方都容不下我,如果我终于碰壁,从理想主义者成了现实主义者,那一天,我会去做老师。 我清楚,对于教学,我是从来没有热忱的。凭着“忍”的本事,我可以度过一天、一个月、一年,但是5年、10年、一辈子呢?也许说不定在某日我豁然大悟,发觉原来做老师的意义,但谁又能保证我不是妥协于公务员的福利,或只习惯了一切,再无力对一切反抗?一个没有热忱无法负责的老师,最对不起的还是那一群孩子吧。 我也曾经是学生。中学的时候,偌大的学校,面对无数的老师,摸着良心又大逆不道地,我必须坦言,并不是每个老师都会教书。初中二的数学老师,第一次进班时问班上多少学生在课后报名了补习班。在茫茫高举的手中,老师略过了我,朗声宣布既然大家都有补习,那就不用教啦。那一年的数学课,我靠着抄同桌的答案度过。无数个炎热的午后就着窗,阳光洒落在作业上,每个数字是如此醒目,一个个下午在解不出题的委屈与哭怨悄悄储存在心,成为难以抹去的阴影。我自此痛恨数学,即便此后我的数学科成绩是全级最佳;我羡慕、嫉妒所有能够上补习班的同学,怨恨过为何偏偏是这样的老师。 中二以后,遇到类似的老师也不少。有不相信我,所以在年度会员大会决议后,又私下请我撤去学会副主席一职的老师;有当着全班人面,对着我成绩惊讶地说“你居然拿A”的老师……当下总觉得委屈,认知笃定信念说服自己老师应该不是像他们般,可即便拥有这般认知,也难以完整地抹平一切伤害。嘴角微微上扬的回应,只有自己知道实际上耗尽了多少力气。 可我还是回去了。几乎没有犹豫,去和母校申请就地实习。是苦了一群孩子,要面对一个只因为各种划算的老师。回家乡实习划算,回忆自己的少年勇划算,下午两点放工、周末不上班划算……只是告诉这些孩子这个事实,未免有些残忍。他们眼里有星星,他们值得美好的童话。他们要的答案是浪漫主义,我的现实主义是扯破童话的巫婆。对着那些澄亮的眼睛,我转身在白板写字,一边回应:不要问废话,都给我认真听课。 太讽刺——中五那年国语老师进行志愿“民调”,只一位同学坚定地说要成为老师。国语老师是个五十出头的大叔,长裤衬衫偶尔领带,讲话调子高低起伏,铿锵有力,像保险代理,像市场的推销员,像激励营讲师,唯独不很像老师。他低头略露出镜框后的眼睛,不知是镜片的阴影还是真实的眼袋,俏皮的双下巴,不屑玩笑中有几分认真道,你们看啦,以后你们这里一半都会变成老师。好像还真的给他说中了,虽然一半的数量夸张了些,但毕业后报读师范的绝不止一人。噢!看来他还像预言家。 那一天是着了魔了,我把预言家老师的话重复了一遍,我猜是也许我当时也用了笃定的语气,反正听起来肯定讨厌。中三二班的道德课,因为教学进度超前,想想不妨和这群孩子说说志愿的事,毕竟确定方向这种事无所谓早的。我说着说着上瘾了,来来回回重组了几次同样的信息,再添油加醋地给他们普及各种老师的划算。最后一次,后排的一位学生用挺大的声量冲我喊了一声。朦朦胧胧中是他不满地说,老师你哪里可以这样讲。现在想起,还是不晓得该怎么反应。那孩子的母亲其实也是老师。 实习里其实哭了无数次 果然我成为了那种最可恶的老师。实习结束之际,和学生道别,班上哗啦啦的起哄,甚至早在几个星期前已经有学生问起“老师你什么时候走”。那眼神闪着期待的光。忍着难堪,心中有无限的委屈。回望整个实习,自己究竟也勤勤恳恳,自觉配得上尽责二字。可到头来被问起与学生的相处,竟得强颜欢笑解释——还挺好啦,就这样咯。 最后一天,回到中三二班。办了一个“写给未来的自己”活动,承诺他们会在他们中学毕业后寄给他们。从来闹腾的班霎时静了,忙忙碌碌地写起明信片来。我就在课室里打转观察,在钟声响起前与他们道别。又是那后排的学生,冲着前方喊了一句:“老师做什么要走,做什么又要换老师!我会想你的诶!”我望着他的眼睛。清澈的眼睛里或许有几分玩笑,有抱怨,但应该也有几分认真。就像在回家后,我翻看那一张张明信片,偶然读到有几张字歪歪斜斜、别扭地写谢谢你老师;痴迷篮球的孩子画了一颗篮球,备注:NBA邀请函,收件人是我的名字。 一个月后大学的实习口头汇报会上,评委老师笑着说你的实习好像很开心,刚刚的汇报一直笑着。总不能在汇报时大吐苦水吧——实习里其实哭了无数次,有时被学生气哭,有时觉得一切努力归了虚妄。只是一切故事酝酿成的句点,是阳光明媚的早晨,校长回答:“你肯去学,你有知识了,你肯接近学生,不计较,这就是老师了”;是隔着玻璃门,导师认真地对我说“老师是一份良心工作啊”;是学生偷偷放在我办工桌上的纸星星;在我说再见时偷偷塞到我手心的一颗糖……默默不语的明信片。 就为了那几分的认真,其实实习老师,都挺好。
16小时前
没有人会希望校园发生自杀事件,但万一真的发生了,校方总得面对和介入,那么怎样的危机处理机制,才能够把事件的冲击和伤害减至最低? 危机处理不只是解决当下的突发事件,更是为了预防下一个危机出现。学校平时就应该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因为唯有未雨绸缪,才能临危不乱。 报道:本刊 梁慧颖 当校园发生身亡事件,校方需要做的不只是清理现场和安抚死者家属,因为如果处理不当,事件也可能会在其他学生心里留下创伤。加上现在网络流言传播速度非常快,校方既要安内也要攘外,增加了校方处理危机的难度。 这种时候非常考验学校的应变能力,以下是一个真实案例,校方从事件发生的那一刻起,就马上启动连日的介入和支援工作: 事情发生在学生放学以后,校方得知后即刻联络救护车还有警方,同时总动员行政处和辅导处老师回校支援。 回到学校的老师立马分头行事,有的人负责联络和陪伴当事人家属;有的人则负责把还在学校的学生带去礼堂安抚,避免他们靠近事发现场。 当时候,消息其实已经在网上迅速传开,包括各种耸动人心的谣言。为了避免谣言影响学生,辅导主任说:“我们在礼堂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告诉他们学校会全面配合警方的调查,同学们要做的是尊重逝者和尊重家属,不要传播任何照片或未证实的消息。”此外,“我们也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时候可能会有怎样的情绪反应,比如慌张、害怕、低落和愤怒,而这些都是危机事件后可能出现的正常情绪反应,如果有需要,他们可以如何向校方求助。” 另一边厢,各种不实消息在网上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校长说:“这对我们来讲也是很沉重的压力,所以我们决定当天就发通告,把我们掌握到的情况告诉家长,让他们知道学校正在处理这件事。”同一时间,学校也联络媒体,请媒体不要发布未经证实的消息。 当天的紧急会议直到深夜才结束,学校行政处第一件事是通知全体老师第二天早点到学校开会,因为要先让他们了解事情,以便学生来询问和求助时知道如何回应。 提供团体辅导 安抚学生情绪 事发后第二天,全校氛围可想而知非常低迷。教师会议结束后,校长在早上通过广播向全校学生说明这个事件。 同班同学是跟死者关系比较密切的一群人,他们受事件影响的风险较高,所以当天下课后,多位辅导老师一起进入死者的班级,将学生分成小组进行安心团体辅导。辅导主任说,安心辅导的目的是安抚学生的情绪,“让学生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心情,我们也借此了解他们的状况。” 除了死者的同班同学,辅导老师也找出并关怀其他未必认识死者,但属于高风险的学生。所谓高风险,是指那些本来就有心理创伤或精神困扰的学生,他们可能会因为死亡事件而产生负面念头,所以此时他们成了重点关注对象。 接下来几天,陆陆续续有几个非政府的辅导团体前来学校提供心理辅导支援,任何年级的学生只要觉得有需要都可以报名参加团体辅导。同时,学校也打印卡片发给学生,这些卡片列出校外辅导团体的电话号码,起码让学生知道当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找哪些外援。 教职员也需要情绪疏导 到了死者出殡那一天,校方让学生自由决定要不要参加丧礼,大多数同班同学都出席了。辅导主任说:“印象很深刻是一位在事发当天帮忙急救的学生。出殡那天他是有考试的,但他说他想要跟他施救的这位同学好好告别,所以我们也尽量安排他去参加丧礼。” 由于死者是佛教徒,学校为了表示尊重,因此恭请法师在校园进行洒净仪式,并同样让学生自由决定要不要参加。那天因为是周末,来学校的学生本来就不多,校方过后告诉学生已进行宗教仪式,好让他们安心。 除了学生需要心理支援之外,老师的情绪其实也需要疏导,尤其是忙碌了多天,从事发后就一直站在最前线的辅导老师更需要解圧。丧礼结束后的那一天,辅导处召集了所有辅导老师来个分享会,英文叫“debriefing”,主要目的是帮助辅导老师纾解积压的情绪。更早之前,学校也有为全校教职员提供团体辅导,教职员可自由决定是否参加。 学校危机不限于自杀事件 早在这个事件以前,这所学校其实已建立起一套危机处理机制,包括处理流程和人员架构,所以当学校发生如此大事,校方能够迅速反应,不至于茫然失措。 以往大家总觉得,当学校发生大事,善后工作只需要交给某个单位,例如训导处或辅导处处理就行。但受访的校长说,学校危机影响的范围可大可小,全校教职员其实都应该对危机处理有基本认识,“如果老师能够及早看见问题,学校就可以帮到更多学生。” 事实上,学校危机不限于自杀事件。任何事件只要危害学生和教职员的安全都属于学校危机,例如自然灾害、实验室爆炸、暴徒闯入校园挟持师生等。 董总近年都有主办校园危机处理工作坊,上述受访的学校主管就曾经参加董总的培训,学习应对校园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危机。 把对师生的伤害减低是基本原则 工艺大学教育学院辅导与咨商系高级讲师陈如湘博士是董总校园危机处理工作坊的导师,她早在大约2003年就开始推广校园危机管理,曾连续多年邀请台湾教授来授课,可是直到Covid-19疫情以后,“危机处理这种事才得到学校更多的重视,你会发现台湾跟香港都走在我们前面。” 她说,处理校园危机难有一套标准作业流程(SOP),因为学校有大中小之分,不同规模的学校在实际面对危机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不过有一个基本原则是肯定的,那就是要把对师生的伤害减低,所谓伤害包括意外伤亡和对心理的冲击。 危机通常是突发的,意思是它不是学校日常运作里会预想发生的事情,因此她说,处理危机要有一个基本观念——没出更大的错就是最好的事。 “通常我们在处理危机时,我们不是在挑错,也不是在找谁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如果紧要关头大家还在互相指责,可以想像危机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愈加扩散。 此外,处理学校危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俗话说的“危机就是转机”。如果危机处理得好,她说,学校在生命教育这部分会有所强化,同时可以借这个机会使校园变得更友善,“总之不是事情发生后我们赶快来处理,然后就算完结。” 未雨绸缪:成立学校危机管理小组 学校内部如果能成立一个危机处理团队自然是好事。通常学校会按照行政人员职位来分配职务,比如讲到心理辅导,大家会认为这是辅导处主任的责任,但她说,危机处理团队的职务不能完全按这样来分配,因为假设庶务处主任是一个很怕血的人,当坠楼现场满地都是血,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地履行职责。因此,“危机团队的成立,是把适合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而不是因为你是主任,你就必须扛下这样一个任务。” 危机团队成立之后,成员需要经常演练,以及了解校园内可能发生的危机事件有哪些,并且为此做好预备。她举例,危机团队应该视察校园环境有没有地方需要改善,比如高楼天台是不是任何人都能随意上去?校园里有没有隐秘死角? 万一学校真的发生危机事件,危机团队的责任是统筹和协调校内外资源,再按情况调动人手。 避免围观和拍照 假设校园发生自杀事件,校方首先除了要联络救护车和警方,还必须确保在校的学生远离事发地点,避免他们因目击现场情况而可能留下心理阴影。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学校发生坠楼事件,网上就会很快流传现场照片,哪怕那些照片是多么令人不安。 若要避免这样的情况,陈如湘说,校方须确保学生跟老师一起待在教室,防止学生跑去现场围观和拍照。同一时间,老师应提醒学生保护当事人隐私和考虑当事人家属感受,老师的用词应该是“我们一起来帮助别人”,而不是命令学生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因为在那种非常时刻,大家思绪肯定都很混乱,老师要做的是让学生知道“我们可以一起保护彼此”,先在学生之间搭起安全网。 危机处理包含对媒体的回应,因为在网络时代,校方不太可能隐瞒消息,所以不如主动发布消息以正视听。校方可以做的是委任一个发言人统一回复媒体询问,扼要交代校方的跟进工作,不需要透露太多细节。 拉曼大学咨商与辅导课程主任彭开贤说,校方可以发布简短的声明,承认学校有人身亡,但是否说明是自杀事件则要很小心,因为真正的死因只有警方和法医才能确定,校方不能自作判断。另外,校方也不宜透露死亡方法和细节,例如别吐露当事人是从第几层楼坠落,因为要避免这种行为引起其他人模仿。 评估事件对学生的影响 学校接下来需要评估和识别可能受事件影响的学生,例如: ˙目击者 ˙跟死者关系密切的同学 ˙高风险群体 一般来说,跟死者越要好的同学,受到的心理冲击会越大,但彭开贤提醒,跟死者不见得很要好的同学也有可能受影响,例如当天早上刚好跟死者一起搭校车或坐在一起吃早餐的同学,他们也有可能会受冲击,甚至那些经常跟死者作对的同学更需要关注,“因为这些孩子可能会愧疚,担心是不是因为他的原因导致死者自杀。” 那么是不是完全跟死者没有接触的同学就不会受影响?其实不是。彭开贤说:“还有一群需要关注的学生是高风险群体,也就是那些本来就有自杀念头的孩子。当学校有学生自杀,这群孩子很容易产生共鸣,心想‘竟然有人跟我有同样的想法,而且比我更早完成了这件事情,’所以这群孩子需要特别关怀。” 评估哪些学生受影响之后,校方接着应该为这些学生提供心理支援,但这里头有一个原则必须很清楚,即校方不能强迫学生接受心理辅导。 “每个人处理创伤的方式不太一样,”彭开贤说,有些人需要把事情讲出来,讲出来心情会好一些;但有些人则需要多点时间消化情绪,没办法马上把心里话说出来,如果逼他接受辅导,只怕会对他造成更大伤害。 儿童与青少年精神专科医生王韵畅说,校方这时候应该让学生知道任何反应都是正常的,有些人可能会用幽默带过,有些人可能根本不想谈论,不是说一定要有怎样的反应才是对的。如果学生不愿意谈论就别强迫他,但要让他知道大门随时敞开,当他想要找人聊的时候可以回来找负责的老师。 通常,校方会根据学生受影响的程度来决定采取哪种措施,例如提供团体或一对一辅导。如果是团体辅导,王韵畅说,理想情况是由心理健康专家或有经验的人来主持,最重要是给这些学生有发言的机会,让他们倾诉对事件的想法与感受(但还是那句——如果他们不想讲就别强迫他们)。假如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学生依然备受情绪困扰,校方就应该评估有没有需要提供进一步支援。 勿美化自杀行为 当校园发生重大的不幸事件,学校可能会举行宗教仪式以安抚大家。陈如湘认为,如果学生能够从信仰上得到安抚也很好,但现场一定要有老师,如果学生想要参加,老师可借此机会观察学生的状况。 至于追思活动,虽然不是不能办,但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是让学生自己决定要不要参加;第二是不能美化自杀行为。 王韵畅认为,事情发生后,校方当务之急是尽快让学校恢复日常运作,如果这时候办隆重的追思活动,恐怕会影响学校“复原”速度。倘若真要有一些仪式,校方也许可以安排学生在周会时为死者默哀,并将重点放在生命教育,例如教学生怎样帮助有自杀念头的同学。 如果要办追思会或向全校发公开信,彭开贤认为其作用应该是呼吁学生多关怀身边的同学,同时明确向高危险群体释出善意,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得到帮助。他印象深刻是10年前台北捷运发生震惊社会的砍人事件后,凶徒郑捷的学校发了一封公开信,内容除了交代学校的立场,也呼吁学生“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聊一句”,他觉得这样的讯息更有意义。 预防胜于治疗 危机事件的善后及介入工作固然重要,但就像俗话说的“预防胜于治疗”,如果学校平时能够做好预防工作,那才是防止悲剧的最有效方法。 诸如生命教育讲座和自杀防治课程,彭开贤认为平时都可以办,不需要等到出事了才来办。 “我们有个课程叫作自杀防治守门员,主要训练参与者更加敏锐地觉察身边的人有没有自杀的念头,或有没有心理健康的危机。如果有,那么他可以如何有效地倾听和回应这些朋友?“ 此外,“这个课程也教导如何降低即刻性的危险,比如最近有个同学一直提起自杀念头,而我们的课室在六楼,我是不是应该跟班导师和辅导老师通报这件事情?还有,我们有没有需要暂时搬去底楼上课,直到情况稳定下来?这是一种急救,至少把表面的危机先解除。” 如果学校平时都有在做这些宣导和训练,他觉得一来可以降低事情发生的风险;二来如果真的发生事情,大家能比较从容应对危急情况。 一年一次的心理健康筛查不能准确反映学生情绪? 根据卫生部2022年全国健康与发病率调查报告,我国每4位青少年中,有1位有忧郁症状;每8位中有1位有自杀念头;每10位中有1位曾企图自杀(右图)。学校到底要怎样知道谁有自杀念头?彭开贤说:“这就很靠学校平时的工作了。” 目前,政府中学的做法是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心理健康筛查,所以辅导老师照理说会掌握学生的资料,当学校发生危机事件,校方应该把特别容易受负面情绪影响的学生找出来,先为这些学生提供心理支援。 然而,这个筛查一年只有一次,彭开贤试问:“有没有一种可能,即回答问卷时我的心情很好,可是两个星期后,我的女朋友跟我分手,我很忧郁想要自杀,但那个资料库是没有我名字的,因为这件事发生在筛查之后?” 心理健康筛查固然可以作为校方的参考,至少发生事情的时候,校方知道应该重点关怀哪些学生。但如果要预防学生自杀,那还得靠校方长期的关怀和跟进,以及向全校学生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彭开贤说,欧洲曾经针对中学生自杀防治做过一项大型研究,研究者比较3种方法:第一种是展开全校筛查,把高风险群体找出来,并安排他们见辅导员或心理师;第二种方法是训练教职员成为自杀防治守门员,希望教职员敏锐觉察哪些孩子需要帮助;第三种方法是在全校推广心理健康教育,例如告诉学生什么是忧郁症、什么是焦虑症,如果患上忧郁症可以怎么做。 “结果哪一种方法最有效呢?答案是第三种方法,所以心理健康教育很重要,而且刻不容缓。” 家长须正视危险讯号 万一校方能做的都做了,但有学生的心理状况依然不理想,下一步也许就应该由医院接手跟进。 王韵畅是儿童与青少年精神专科医生,跟他同样专科的医生在我国估计不超过40位。他说,如果学生出现忧郁症状但没有自杀念头,通常做法是先去政府诊所求诊,政府诊所再转介到医院。一旦学生有强烈的自杀意念,就应该直接到医院急诊部。 “而不管是去医院或去政府卫生诊所,都必须是由家长带孩子去,所以家长的角色很重要。” 他说,精神科医生有时会遇到一种状况,“就是老师觉得这个学生有问题,跟家长讲了,但家长认为没有问题,觉得孩子在家很OK,不需要心理辅导。这跟心理健康问题被污名化有一定关系,有些家长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需要心理辅导,但如果老师提出了孩子的问题,家长就应该正视,而不是觉得老师针对孩子,或觉得老师没事找事。如果家长不把孩子带来,我们(医生)其实做不到什么,学校也很挣扎。” 彭开贤曾经到一些学校办自杀防治讲座,他觉得这些学校有一点做得很棒,因为这些学校总共办3场讲座:1场是给学生;1场是给教职员;还有1场是给家长。 “我觉得家长也要学习多理解孩子的需求跟状况,因为心理健康问题在我们现代青少年中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状况。”他说:“很多家长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自己的青少年经验,但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一样,如果你的小孩告诉你他需要见心理师或精神专科医生,那表示他真的想要自救。30年前我们是青少年的时候,自杀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可是30年后的今天,这个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编织自杀防护网 关于自杀防治措施,学校有没有可能从硬体设备上加强防护? 陈如湘说,这个问题有点棘手,以装监控器为例,学校也许能防止学生在校园自杀,但这项措施到底会让学生觉得校园更友善,或是觉得更压抑?假如学校环境令学生觉得很压抑,只怕他想自杀的话去到校外一样可以做,到头来这对保护生命并没有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所以校方必须好好斟酌。 各种自杀防治措施中,彭开贤说,安装安全网是其中一种普遍做法。全世界很多热门自杀地点在安装安全网后都大幅降低自杀事件,可是要如何使校园不因为安全网而显得压抑?这就视乎怎样安装安全网。他见过一些地方利用设计巧思,把安全网变得好像装饰的一部分,达到一举两得的作用。 不管怎样,这种措施都不如在学生心中建立安全网来得有效。陈如湘说,学校的重点应该是教学生怎样爱惜自己、怎样爱惜朋友、怎样跟同学建立友好关系,因为这些都是心理的安全网,只有心理的安全网加固了,才接得住坠落的灵魂。 【预告】一时间,校园自杀事件频传,是否就是“维特效应”,或白话来说“自杀模仿”。当新闻、社交媒体充斥自杀资讯,会带来什么影响?请留意12月29日星期天周刊专题。 更多【新教育】: 【华文文学与活动交流会】为推动华文工作 寻更多的可能 印尼新锐导演卡蜜拉·安迪妮/镜头底下的女性角色 是对社会的观察 艺术家颜思海 /手绘人文地图 留住老社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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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17日讯)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指出,苏丹依德利斯教育大学(UPSI)今年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将UPSI中文教育系学生人数翻倍,达到103人,这批学生将于2028年毕业,届时将为华文教育注入新的师资力量。   推介希望工程华教基金会   他今日在希望工程华文教育基金会推介礼上致词时说,国中华文师资的主要来源来自公立大学,部分则来自私立大学。   他表示,UPSI每年招收中文教育系学生人数介于50至60人,例如,2023年提供60个名额,最终有52名学生报到。   “2023年有52名学生,今年我们成功翻倍,(中文教育系)学生人数达到103人,他们将于2028年毕业。”   他指出,今年初他有机会和UPSI校长拿督莫哈末阿敏会面,商讨各项教育课题,包括新纪元大学学院和UPSI的合作,以及未来如何培训华文师资。   他表示,在所有的华教课题中,必然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许多人说,我在这个位置上并不容易,但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做。若没有广大华教前辈的支持,大马华文教育不可能发展成为中国以外最好的华文教育体系。”   华中校长谙中文传承文化 另一方面,黄家和说,公益金此前已移交391万令吉予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发展理事会,用于为期两年的临时华文教师津贴,以同时聘请至少98名华文老师,纾缓华中华文师资不足的情况。   他表示,为了维护华人文化的传承,教育部多年来坚持华中校长必须由通晓中文的华裔担任。   他说,在得知玻璃市中学由巫裔担任校长的消息后,他立即寻求解决方案,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成功安排华裔校长掌管玻中。   “我们需要谙中文的华裔校长,以确保华文中学的文化传承,这对华社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王鸿兴:加强师资保华教质量     马来西亚华人姓氏总会联合会总会长拿督王鸿兴指出,近年来,华教在全球迅速发展,越来越多国家将华文纳入教育体系,然而华教依然面对师资不足的挑战。   他希望华社和政府加强华文师资力量,加大力度培训华文师资,通过设立华文教师奖学金、开展教师培训项目,提高华文教师专业素养,确保华教的质量。   “我国应该加强和中港台的教育机构合作,共同推动华教数字化的发展,开展华教交流活动,促进互学互鉴,提高华教整体水平。”   他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通晓华文的员工能和中国人更好的交流及合作。   “华文是华人的灵魂,而学习华文能增强文化认同感,了解文化根源,维护权益和增强华社的团结。”   他指出,我国的华文教育被公认是中国以外最完善的体系,而华教经历多年的风雨,才有今天的成就。   林振辉:掌握多语可强化优势   马来西亚宗乡青慈善与教育基金会主席拿督斯里林振辉指出,华文教育已经成为大马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华教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仅是华裔的责任,更是整个国家的文化资产。   “作为马来西亚华裔,我们应该更努力学习更多语言,包括马来文和英文等,成为真正的多语言人才,这不仅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未来发展的需要。”   他表示,华教先辈早年在资源有限、环境艰苦的情况下,凭着一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精神,在我国这片土地上扎下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的根基,这绝非易事。   出席者包括姓氏总联创会总会长陈锦龙、希望工程华文教育基金倡议人拿督斯里洪来喜、希望工程联合工委会首席执行员拿督程天送、希望工程华文教育基金总协调龙耀福及大马华文理事会主席拿督王鸿财。 希望工程华文教育基金简介 “希望工程华文教育基金”由华人姓氏总联及宗乡青慈善与教育基金会成立,旨在通过资助全国中学华文学会,为华文学会提供所需资源,支持开展文化和教育活动,推动中文教育发展,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 目标: 领养中学华文学会,资助学会的日常运营及文化活动 支持中学华文学会发展 通过奖励金计划以鼓励更多学生报考SPM华文 通过奖项表扬为中华文化付出的教育工作者 解决中文师资短缺问题 激励学生学习中文 增强社区对华文教育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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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碧华老师写过〈怕见老师〉,说的是毕业以后觉得自己没有达到老师的期盼,而一直不敢与老师相见。每当想起这篇文章,我便在想,家长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到老师的跟前。 当老师以来,年年都是班主任,与学生和家长走得最近。个别家长会私讯我,与我交流学生的情况,大部分的家长都是在家长日才能见上两次面。每当把成绩册摊开交到家长的手上,心里头有无数的话想要告诉家长,但最终也会咽下许多的话。每位家长只能有5至10分钟的时间,试问如何把孩子在班上的学习状态、交友情况、优点和缺点一一在孩子的面前摊开呢? 许多时候,我选择说好听的话。平日常私下与我交流的家长对于学生的学习状况很了解,一般上不等我发问,家长就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积极交流的家长常与我讨论的是孩子的学习及态度问题,因为他们经常关注学生的情况,往往不会形成大问题。反而,我看到的问题是家长与学生的互动。他们总爱放大孩子的缺点,却缩小孩子的优点。家长与学生同时处于焦虑之中,两者都不好过。家长说的学生不听,学生说的家长不理。于我,我会在家长面前肯定学生的优点,说一些家长在家里看不到的优点,让家长看到孩子很好。 学习成绩比较落后的学生,其实从家长的神情也分辨得出来。一般上,他们坐下来时非常局促,笑容有些勉强,而且很想赶快离开。很多时候,学生学习成绩落后并不需要由老师告诉家长,家长们自己也清楚。遇上这样的家长,我会打开成绩册,但并不会一个个回顾孩子的成绩,而是更多地与家长了解孩子的情况。通常,这些学生会有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以及强项。我会分享孩子在学校范围内体现孩子强项的地方,可能是一张纸张上的涂鸦、运动场上的健儿、老师的小帮手或者是同学们的开心果等。我相信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鼓励家长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专长,学会一门手艺。 不同的家长说不同的话 尖子生好说,后进生好说,最难说的反而是处于中段游的学生。一般上,他们中规中矩,不会过于突出。然而,最多学生处于这个位子。除了个别的优点,我还会说一些四海皆准的鼓励语,比如鼓励家长让孩子承担更多的责任,勇于争取参与巡察员或图书管理员等职位。此外,还可以鼓励孩子培养阅读习惯多增进自己的知识。对于中段生,长期的厚积薄发可以帮助他们在未来进行质的变化。 即便是经常说话的老师,在见家长的时候讲话也丝毫不可以马虎。遇上不同的家长就得说上不同的话,但大多都是好听的话。就算是缺点,也要经过一番修饰才可以说给家长听。平心而论,谁又愿意自己的孩子在别人的口中是缺点一大堆的人呢? 家长,一年只见两次。每当家长日结束,老师都还是会忍不住长吁上一口气。其实不只是怕见老师,老师也会怕见家长。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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