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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

8小时前
5月前
12月前
由于现今政府没有规定60岁以上的私人界员工必须退休,有一些商家或社团还是继续用超龄的工作人员,当然他们的薪水和正式员工有一段距离,但是他们多不会计较。 在我的友辈当中,如今还有三、四位年纪已超过80,他们的身体硬朗,还在继续工作。他们热爱工作,虽然年纪一把,子女都已经成家立业,但还是喜欢工作,每天按时上班,多数一星期上5天,习以为常,也不觉辛苦,若停下来不做,反而会不习惯呢。 最年长的一位现今已是86岁,未退休前曾当过校长。退休后即在某商行担任执行秘书,至今已30年,还能和年轻的一辈同样驾车上班,对工作认真,几十年如一日,甚获商家器重。至于另外两位,一位是之前名记者,另外一位也是退休校长,他们虽然已年达耄耋,还是热爱工作,客气说是打发时间,可以说非常难得。我对于他们年纪老大还孜孜不息工作并付出而感到非常钦佩。更难得的是有两位还是某社团会馆的副主席,可说德高望重。 至于我,退休后也曾在某商行担任书记十多年。后来因为工作场所搬迁到较偏远地区,也就不再继续担任下去。我尤其喜欢阅读名著及报章,于是从2004年开始写一些散文,多数是回忆录,投到报馆,承蒙报馆编辑的爱戴、鼓励和认同,我的处女作终于获得刊登见报。这一来使我的信心大增,试写一些个人内心想法也被采纳,也就放心继续投稿。过后也曾大胆尝试参加某社团征文比赛,结果侥幸获得优胜奖,这也让我激励不已。家人给我提供良好意见,最好将已刊登的文章装订成册,我于是将散文订成3本小册子,总共有四百多篇文章,只送给近亲,请他们多指导。在有生之年,只要有题材,我会继续写下去。 对于需用脑力或体力的以上3位难得的“勇士”,在耄耋之年尚努力不懈,不知老已降临,还能如年少时一样继续充满干劲向前冲,他们真的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先锋,值得仿效!
1年前
2年前
很多职场剧总爱把新人上班的第一天描绘得轰轰烈烈,比如要么遇上大事,要么连碰钉子,仿佛菜鸟的第一天注定不会平静。 而我入职当记者的第一天还算风平浪静,那天我未有机会外出采访,一整天只待在报馆翻译新闻,到了6点就准时下班回家。不过那之后发生的事注定了这不是平凡的一天,当我打开电视收看台湾TVBS新闻的时候,突然有新闻插播,画面是香港文华东方酒店,酒店外有一小块区域被封锁了起来,禁区外来了很多媒体连线报道,现场气氛非常压抑,但仍压抑不了空气中弥漫的不安与哀伤。 那一天是2003年4月1日,当晚电视新闻的跑马灯似乎跑得比平时更快,不断更新事件的最新进展。我一度不敢相信这件事是真的,但那个年代还没有智能手机,我无法立刻上网查核消息真伪,也没有聊天群组供我抒发震惊与难过。一直到新闻台开始播放生平回顾影片,我才完全相信在那个愚人节的夜晚,张国荣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 当时作为新闻界菜鸟,虽然明知道发生这种新闻大事件,报馆上下肯定忙着连夜改版,但那个年代没有WhatsApp群组这种东西,我无从得知有没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只能默默在家等看会不会接到报馆急召的电话。不过话是这么说,心里其实也明白在那种非常时刻,报馆应该不会想起我这种才上了一天班的菜鸟,所以心想不如早点去睡,第二天早点上班就好。 第二天去到报馆,情况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我原本以为报馆会忙得人仰马翻,但结果只有娱乐组同事比较忙碌,我所在的普通新闻组还算平静,好像只有一位同事负责采访本地铁粉。这意味着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帮得上忙的地方,这对一个记者魂刚要爆发的菜鸟而言似乎少了一份参与感,虽然说不上失落,但毕竟跟我想像的热血场景很不一样。 我入职当记者的首两天就是这样度过的。后来我曾设想,这些年媒体环境变化巨大,假如张国荣现在才离世而我又现在才刚当上记者,我们会面临怎样的境况呢?可以确定的是,媒体同样会以铺天盖地的方式报道这个大事件,但新闻战场除了报纸还有网络,小编们都在抢快,抢快的同时还要防堵四面八方的假消息,以及要整理各界名人在社媒上的悼念文。与此同时,媒体的作业方式有所改变,主管可以直接在通讯软体的同事群组发号施令,记者在家也能赶稿,可是不见得大家的工作会因此比20年前轻松…… 以上纯属一年一度的有感而发,如今每年只要听到电台开始狂播张国荣的歌曲,我的脑海就会闪现人生中第一个上班日的画面,仿佛也在提醒自己勿忘最初的模样。 你呢?你还记得你踏入职场的第一天是怎样过的吗?   更多文章: 黄琬焮/砂拉越 水牛之外的打卡地标 白慧琪/做功课 陈愐壮/声音坏了,就是坏了 李依芳/时尚,看了没有懂 袁博文/我被“家暴”了!
2年前
2年前
1983年年末,我考完STPM,应聘到雪州八打灵再也《通报》总社担任见习记者。当时,签发聘书的是总编辑林通光先生。 第一次见到林先生本人,他鼻梁上架着黑色的粗框眼镜,一脸慈祥,谈吐优雅,很有书卷气质。 当时,我被分派到普通新闻组,工作包括:接听外坡记者的电话并誊写新闻、翻译马新社官方新闻、整理社团和政治文告等等。另外,每个记者每天至少要出外采访一次,多是社团记者招待会,或政治和官方人物的活动。开始时,会跟着有经验的记者出去,过后就得自己上阵。 我是记者新手,也不是在地人,对雪隆的道路不熟悉,压力不小。幸得资深同事们一次次耐心地指导如何采访和写新闻稿。 工作之余,报馆非常鼓励记者、编辑书写精短时评,内容可以针对时政或社会现象。我当年逮住这难得的练笔机会,勤奋写稿。 林先生的办公小房间就在采访部隔邻,几步之遥。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他在那里忙碌工作。 他虽然不是我们的直属上司,但他积极参与筛选稿件的工作,经常拿起红色原子笔,在我们的稿子上增删填补,没两下子,文章就活了,有画龙点睛之妙。 有时候,我早上给林先生稿子,隔天文章就见报。对一个20岁的毛头小子来说,稿子能够快捷获得采用,印成铅字,实在是一大鼓励和人生乐事。 林先生参与新闻工作多年,新闻嗅觉非常灵敏,加上国学学养丰厚,笔力雄健。同时,他在维护新闻道德准则和发掘好新闻之间,以及在日常的编务运作上,总能灵活地取得最佳平衡。 我在《通报》的一位资深旧同事吕仗义追忆,林先生热爱新闻事业,做事一丝不苟,每天傍晚都会巡视各部门,晚上七八点就开始审读言论,检查大标题,确保一切报道准确无误后,才签大版送印。到了晚上9点左右,他才下班回家吃晚餐。 曾与我同期在《通报》共事的林锐仁,在提起林先生时也印象深刻。 在他的记忆中,林先生每天总会拎着黑色公事包,疾步穿过采访部和编辑部,才走进他的办公室。大家与他打照面时,也会叫声“老总早安”。 睿智又慈祥的长者 在锐仁心目中,林先生是温文尔雅,睿智又慈祥的长者。 我俩也记得,老总跟同事共商新闻课题时,如果时间稍长,总会脱下眼镜,拭擦一下,停顿一会儿,再继续谈话。他说话时语调总平和舒缓,不愠不火,更不曾在众人面前动怒。 我想,这个惯性动作应是为了舒缓思绪,再贴切地表达更好的看法。 林先生祖籍广东大埔,生于1933年,1955年毕业自吉隆坡尊孔中学,过后负笈新加坡南洋大学,是其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他先在母校尊孔中学教书4年,1963年进入《星洲日报》当记者,之后担任采访主任,继而升任新闻编辑,历时15年。 1979年,他出任《马来亚通报》总编辑。1986年,《中国报》复刊,他加入成为总编辑。此后一直坐守此岗位,直到1993年。 报纸复刊初期,荆棘满途,在林先生的领导下,编采团队天天构思崭新内容,以达娱乐、教化和传达资讯的目的。 上下齐心,短短几年,《中国报》就成为一份销路极广,影响力深远的全国性报纸。《中国报》首创的彩色出版和中马夜报发行,也给上世纪本地中文报的市场带来往后二十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竞争。 我当了约半年的实习记者,半载不长,体验却多,过后选择离职进修去。 1987年,大学毕业后,我在中华商会担任助理秘书。有一个晚上,林先生以《中国报》总编辑身分,前来商会出席一项马华文学奖的筹备会议。他风采依旧,一脸和气,马上就叫出我的名字,言语关切,让我感动万千。 1993年,林先生荣休。南大中文系同班同学李云溪先生称,林先生在报界服务36年,敬业乐业,尽忠职守,对下属爱护,语多勉励,无私分享,非常难得。 林先生出身中文系,继承传统中文系的儒者风范和气魄,以致力发扬、贯彻中华文化的传统和精神为志业,这种精神,也融汇在他的新闻事业里。 1999年,林先生去世。马来西亚华文新闻界自此失去了一位可敬的资深前辈,以及一位让人称颂不已,传道、授业、解惑的新闻好师者。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