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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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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你看过纪录片吗?是否有留意过纪录片导演? 这期【新教育】的主角是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她用3年时间跟拍北越苗族女子,以纪录片的方式揭露“抢婚”文化下消逝的童年。 “抢婚”文化是什么?经历“抢婚”文化的苗族女子命运又如何?现在就翻开【新教育】,看何黎艳如何用镜头说故事。 报道:本刊特约 叶蓬玲 摄影:本报 林晓慧 2021年,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Ha Le Diem)以一部揭露北越苗族“抢婚”文化的纪录片《迷雾中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Mist),成为各大国际影展的新宠儿。这部1小时半的纪实长片,呈现苗族少女在抢婚文化下消逝的童年,激起各地观众共情,更在纪录片最高殿堂——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影展(IDFA)夺下最佳导演奖。 今年7月底,乔治市艺术节“女性影展”单元邀请何黎艳与这部作品来马放映交流。33岁的她看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谈吐间亲和力十足——初次光顾大马嘛嘛档,她兴致勃勃分享嘛嘛档与河内印度餐厅的异同、盛赞印度芝士馕饼与咖哩的味道,又主动与新识的朋友聊起对《龙猫》动画的喜爱。不难想像,她何以能赢得受访者信任,以镜头直面传统与现代的拉扯、家庭与情感的冲突,编织一部充满张力的纪录片。 精准的镜头捕捉让观众误以为是摆拍 “抢婚”是越南少数民族苗族(Hmong)的传统习俗,男孩会在新年庆典期间,“绑架”心仪女孩,将她藏于家中,迫使双方家长见面谈判,促成一桩婚事。《迷雾中的孩子》(以下简称《迷》)正是记录了主角笛(Di)在雾气氤氲的北越沙坝(Sapa)度过的13岁到16岁,从天真无邪的童年,到经历抢婚的3年时光。 何黎艳的镜头陪伴笛走过情窦初开的青春期、带领观众了解笛的姐姐与母亲如何因抢婚而出嫁,还有苗族父母、师长、乃至越南政府对抢婚文化的不同意见。面对苗族女性谈及性事的开放态度、见证当地的饮酒文化,乃至笛与家人激烈的争执,导演毫不避讳,如实呈现。全片高潮,是笛恋爱不久后被男友“劫走”。笛的强烈反抗,使所有人的神经线绷至最紧。 《迷》最突出是它丰富的故事性与起承转合,打破了“纪录片沉闷”的刻板印象。特别是导演以精准捕捉突发的抢婚过程,甚至让一些观众误以为当中牵涉摆拍。在映后座谈回应观众提问,何黎艳解释,从不要求受访者配合镜头做事;实际上,抢婚发生前,笛的家人已有心理准备,并向她说明可能的情景。 这侧面反映了导演与受访者间的信任关系。有趣的是,何黎艳本身是傣族人,属另一少数民族,笛与家人混杂苗语和越语的日常对话,她并非总能听懂。拍摄后,她得向受访者确认情况与对话;作品公映前,除了聘请苗族翻译兼文化顾问,她也率先前往笛的村子播放,确保受访者能够接受这部电影。毕竟这可不是一则揭弊报道,而是攸关他族的文化与情感。自《迷》闯入多个国际影展,笛数次与何黎艳一同出席映后座谈,双方情谊一直延续至今。 创作灵感源于生活周遭 作为新生代导演,何黎艳无疑是早慧的,她迄今完成3部作品,每部都在国内外影展收获肯定。在《迷》之前,她的处女作是大学尾声完成的20分钟短片《I Go to School》,讲述一名感染HIV的母亲独自抚养孩子、对抗“世纪病毒”的故事,于2013年获越南电影协会奖短片类“银风筝奖”。今年,她的新作《Dear Mom》,一部探讨北越孩童思念离家母亲的短片,则入选了韩国EIDF国际纪录片影展。 不难发现,何黎艳的创作主题始终聚焦在北越的社会问题,源自于她对生活周遭的观察与反思。这或许与她新闻学背景脱不了关系。 33岁的何黎艳毕业于河内国家大学新闻系,全职投入纪录片创作前,曾先后在越南国家电视台(VTV)与主流报章《越南快讯》(VN Express)担任记者逾四年,算是圆了儿时梦想。 她对媒体工作的憧憬,始于幼时对村外世界的想像。 何黎艳出生于越南东北部北干省(Bac Kan)的偏远村庄。小时候,她会到另一个村子与爷爷奶奶共度暑假。“他们家有个小电视,能收看多个频道。我记得有个节目,是两个记者四处采访、介绍各地的文化习俗。它让我开始想像外头的世界。我那时想,记者应该是非常酷的职业吧,可以去很多地方、接触许多人。” 这念头成了她日后离家200公里、到河内读大学的种子,也是她踏入纪录片世界的伏笔。 大学时期,何黎艳在同学的鼓励下参与纪录片工作坊,自此结下不解之缘。即便毕业后进入媒体工作,她对影像的热情不减,持续报名参加各式课程,继而结识了越南重要的独立纪录片组织 Varan Vietnam。《迷》的制作人,就是该组织创办人兼导演Tran Phuong Thao及法籍丈夫Swann Dubus。 相较于新闻采访,何黎艳认为,纪录片的难,在于需和主角长时间相处,且每启动一项计划,便得研究不同课题。比如,拍摄《迷》时,她就投入学习苗族文化与历史。 “但我还是很喜欢电影,影像能在数十分钟内激起各种情感、让观众了解许多事情。” “当记者期间,我遇到很多人、听了许多故事;但媒体节奏很快,少有空间报导普通人面对的问题、我也不太有时间处理有兴趣的题材。” “我不是一开始就能有明确想法的人。拍电影时,我可以花数个月建立故事的架构、做研究、慢慢厘清自己要说的故事。所以我在2017年辞职了。” 那年,何黎艳因为一个工作坊而来到沙坝老街(Lao Cai),寄宿笛的家中,与13岁的笛成为朋友。这让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她想用影像为笛记录“童年的消逝”。更难得的是,笛和父母也同意了这个提案。 她还记得,初次到访那天,笛的父亲到镇上的巴士站接她后,就直接载她到田里,“那时大家还在工作。我一放下行李就开始帮忙种稻,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吃饭。他们没什么吃肉,大多是米饭与蔬菜。” “笛的家人前阵子告诉我,他们是见我能在村子存活,才决定让我待下来。其实这种生活与我出生的村子相似,只是苗族住在更高更冷的山上,冬天有时会下雪。” 之后,何黎艳每年到笛的村子住上四五次,每次3周至1个月,但真正开机拍摄的时间或许只有四五天。余下的日子,她跟着笛的家人一起工作生活,偶尔还受邀出席村里的红白事。 当时的她应该没料到,这会是一趟3年的旅途。 探讨如何向童年说再见是拍摄初衷 笛在2019年遭遇抢婚,但那并非电影终点。事件落幕半年后,何黎艳回到村里,把拍摄期间的误会摊开谈,双方冰释前嫌。她继续跟拍笛,直到2020年7月,她看到了“童年消逝”的信号。 “笛某天放学后跟我说,她觉得自己很鲁莽,有时在朋友和聚会上喝太多酒。她怕自己以后也会因酗酒而成为社会问题。以前她不会有这些恐惧。她说了那番话后,我想她已经步入了人生另一阶段。我知道我可以停拍了。” “我的初衷一直是要探讨笛如何向童年说再见,抢婚只是其中一件大事,把她一下子推向成长。” 在苗族文化里,女孩遭抢婚后,大家会将她看作成年人,她必须像个大人一样思考与沟通。所幸,何黎艳说,随着教育机会增加、网络与社媒带来的资讯流通,抢婚文化渐渐被青年世代拒绝。比起早婚,年轻人更向往完成高中、大学学业,争取到城镇工作。 “当然它偶尔还是会发生,但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父母都不再接受这传统,有些更会要求老师或警方介入。” “我想这取决于当事人所处的环境。若他们能看到生命中还有许多其他选择,情况就会不一样。笛的妈妈和祖母没有机会上学,非常贫穷。但过去10年到20年间,政府开通了许多道路,城乡得以互相衔接;也广建学校,扩大网络覆盖率,许多事情正迅速改变。” “虽然网络也带给越南少数民族新的挑战和社会问题,但我想整体情况在变好。” 很多故事想说但不适合做成纪录片 一转眼,何黎艳成为独立电影人已7年。创作之余,她靠接案为生,有时会协助国外拍摄团队做研究,制作团队亦不时转介兼职机会给她。何黎艳说,河内生活成本不高,尚能让独立电影人生存。“我和朋友合组一间小公寓,父母会从村里寄许多蔬果给我,我的治装费也很低。” 现在,何黎艳正把新作《Dear Mom》的题材,即北越孩童逃家寻母的现象,发展成剧情短片。她说,这些离家的妈妈有些是到了城市工作,有些则是受不了贫穷和家暴离开了,亦有妇女逃走后已另组家庭。 从纪实到虚构,何黎艳将之视为一个必要挑战,“我有很多故事想说,但有些碍于伦理界限,不适合做成纪录片。例如,我们不能去拍摄逃家的孩童、跟拍他们在外头受苦流浪的样子,我们首先就该阻止小孩逃家。” 回首创作路径,何黎艳纪录的主角多是女性及孩童,“我确实更喜欢与他们合作。他们富有能量,热爱分享生活。从他们眼睛里能看见很多东西。” 更多【新教育】: 让数学有温度 开启孩子的数学探索之旅 台湾学者兼诗人杨宗翰/我喜欢刺一些最极端的问题 新加坡诗人林艺君/对身分感到混乱时 写诗找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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