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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下）

文．照片提供：黄子珊【第17届花踪报告文学奖首奖作品】生命像破布，仿佛是地球上多余的人第一次到他们家拜访，我见到了沙烈的妻子玛素玛（Masooma Sepas）。五官精致深邃的玛素玛在阿富汗是电视主播，但在这里，还没学会当地语言的她几乎失语，只能以阿富汗传统食物──马铃薯煎饼，以及全程亲切的微笑来招呼我。语言障碍，还不是夫妻俩最大的挫败。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从天气到食物，一家人都难以适应。住到第三年，沙烈还是经常闹肚子，妻子和孩子的皮肤敏感也一直无法痊愈，全身尽是来历不明的红疹。不得已去看医生，诊费一次一百，是他们大半个月的伙食费。医生怀疑水源和居住环境不干净，他们加装滤水器，后来还索性搬了家，问题依旧没有改善。最艰难的时候，沙烈连买食物的钱都掏不出来。有一次孩子肚子饿，向他讨吃的，他只能给孩子一杯水。孩子不依，不断跟爸爸哭闹，“我不要喝水！我不渴！我是肚子饿！” “身为父亲，那一刻，我真的愧对孩子。”沙烈垂下了头，声音很低很低。有那么一刻，我生怕眼前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会哭出来。那么巨大的创痛和悲伤，任谁也是接不住的。盘缠用尽、没有身分、水土不服、至亲离散……，独处时，沙烈也常常自问：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要承受这一切？郁闷的时候，他唯有执笔书写。 “……我的生命就像一片破布。这里刚补好，那里又破了，仿佛永远补不完。自从成为难民，每一口呼吸都如此煎熬，每一步都如此疲惫。我感觉自己是地球上多出来的一个人，一个备受诅咒的人，只能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无人闻问……” 他感觉自己像是个快要溺水的人，却没有人听见他的求救声──事实上，无处容身的难民，似乎连呼救的权利都没有。而那些无处可寄的心情，最后也只能留给自己。 “……或许，我犯的罪就是在战争中活了下来，我的罪就是为了保护家人离开了祖国。这些真的罪大恶极吗？为什么我活得像个犯人？为什么我必须躲躲闪闪？……” 与其等待被救，不如以戏剧自我救赎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断在崩溃的边缘挣扎轮回，如同困兽。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妻子的眼神失去了往日的神采。他赫然惊醒，“与其等待被谁救赎，我必须主动做些什么来改变，帮助我的家庭，帮助这个难民社区。” 沙烈决定试着回到剧场。他勉强振作起来，在2017年6月创立了难民剧团。 “难民的生活是孤立于当地社会的，他们不相信自己，没有话语权，只能躲藏于城市之中，把自己关在房里胡思乱想。所有的难民都跟我一样迷失、沮丧。” 沙烈想再次通过剧场，让难民演出自己的故事，借以提升自身价值和意识，达到疗愈、对话、教育的目的。沙烈在阿富汗时就接触过“受压迫者剧场”（The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这种剧场起源于1960年代的巴西，主张协助受难者走进剧场，将自己的故事写成剧本，并亲自演出。在欧洲、台湾、南非、菲律宾等地，这种从民间出发、由民众演出、让民众讨论，充满革命色彩的受压迫者剧场，一直是草根社群最重要的抗争手段，也是最有效的发声工具。在大量的讨论、对话中，受难者还能从个人意识的觉醒，进一步转化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行动。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类剧场是在马尼拉。在那里，人们把它称作“民众剧场”（People’s Theatre）。当时，政府计划拆迁马尼拉市区历史悠久的贫民窟，走投无路的贫民在当地戏剧团体的帮助下，走上街头演出自己的故事，向社会大众反映自身困境，为自己争取在这座城市的一席之地。菲律宾民众剧场是在1960年代马可斯总统（Ferdinand Marcos）独裁时期盛行起来的。在民众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结合戏剧、音乐、舞蹈、肢体等多种艺术元素的演出，成了最佳的宣导工具。“当时只要有游行，就几乎有表演。”在这波浪潮中长大的菲律宾资深剧场人威尔逊，最终见证了一场和平革命──独裁者在群众压力下，黯然下台。此后，菲律宾民众剧场继续发挥批判政府、赋予民众话语权的角色，为当地社会带来了许多改变，被喻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民众剧场之一”。这些成功的例子，一直是沙烈投身戏剧创作的动力。但回到现实，他的剧团，一切还得从零开始。沙烈将剧团取名为“Parastoo”，在波斯语中，这是一种美丽的燕子，总是在迁移，就像游牧民族一样，“这是最能代表我们难民的象征。” 接着，他向难民社群广发消息，又举办试镜，尝试说服大家演出，同时召集难民成为幕后工作人员。忙了整整三个月，只有六个人加入，“很多难民告诉我，我们需要的是工作和粮食，参加剧团是于事无补的。” 沙烈不是不理解的。他自己也穷得八斤八两。开始排练之初，他连搭巴士的钱都没有，每次只能从家里走四十分钟的路到排练场地。即使如此，剧团还是在成立的同一年，就发表了第一部作品──讲述阿富汗战争的《历史的苦涩滋味》（The Bitter Taste of History）。剧终时，沙烈望向昏暗的观众席，发现有人在拭泪。那是第一次，他找回了“生而为人”的价值。 “经营剧团以后，我发现自己情绪好了很多。”原本一心想帮助别人的沙烈，没想到先救赎了自己。通过他设计的剧场活动和游戏，难民也慢慢重新建立自信，走出忧郁，“至少他们不再为自己的难民身分感到耻辱。” 在舞台上演出自己的生命故事 “加入剧团，是我成为难民后最棒的一件事。”法哈娜（Farzana Hussaini）是剧团的第一批演员，经常在剧中担纲主角。我对这个女孩印象很深刻──浓眉大眼，标准的中东美女。在《沉默的呐喊》演出被迫早婚的少女时，还只是初中生的她一点都不怯场，把那个想要突破命运枷锁的少女演得丝丝入扣，很是触动我。法哈娜是沙烈的妻姨。和家人逃到马来西亚那年，她只有十岁，但聪颖的她很快就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我第一次到沙烈家拜访，法哈娜就是我们的翻译。法哈娜和家人都以为马来西亚将会是他们的“第二家园”，没想到这个城市并不欢迎他们，“很多人警告我们不要出门，会被抓。”有一次，法哈娜的妹妹因为没有证件被抓走，“但我们听说十四天内是不准家属探望的，所以那两个星期我们完全不懂妹妹在哪里，到底如何。” “刚到的前几年，我们感受到很多歧视和憎恨。”黑暗的日子仿佛没有尽头，把她变成了一个内向胆怯的女孩。过去，每当有人问她从哪里来，她都不敢承认自己是难民，只能撒谎是留学生，“我觉得很难堪，虽然我们根本没做出任何伤害这个国家的事。”直到走进剧场，她才学会表达情绪，找到自我价值，也逐渐变得积极开朗。已步入中年的莫哈末（Mohammad Ismail Zafari）在加入剧团前，也有类似的经历，“难民的生活真的很窘迫，过去的我每天都很沮丧，也想过要自杀。” 难民生活颠沛流离，备受情绪和压力困扰，但在有限的资源下，根本无暇照顾他们的心理健康。即使在首善之都的雪隆地区，为难民提供心理治疗的地方也寥寥可数。于是，那些坠落的灵魂，最终就像落入大海的雨滴，只泛起短暂的涟漪，便消声匿迹。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过这里。只有在小小的舞台上，他们得以写自己的剧本，演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苦闷和彷徨。越来越多难民加入剧团，而且不再只是阿富汗人，还包括缅甸罗兴亚人、巴基斯坦人、叙利亚人等。沙烈受到很大鼓舞，“之前有个母亲不赞成儿子参与剧团，觉得生活都成问题了，演戏太不切实际，但看过孩子演出后深受感动，现在他们一家有四个成员都加入了剧团，包括这位母亲！” 他持续培训演员，也开始受邀主持戏剧工作坊，并与本地和国外不同的剧团合作。为了专注剧团事务，加上妻子后来在一所国际幼儿园找到了工作，沙烈索性辞掉工作，全职投入创作，希望帮助更多难民。剧场，是他们向社会发声的媒体冠病疫情结束后，剧场重开，沙烈又带着难民做了几个演出，引起的回响越来越大。每每演出结束，沙烈都会请观众代入剧中角色，尝试处理角色遇到的问题，或与观众交流讨论，“如此一来，本地观众有机会站在我们的处境思考，希望继续打破难民和本地社会的隔阂。” 难民没有发声的媒体，剧场，就是他们的媒体。当年，少年在艺术学院那片瓦砾中埋下的种子，竟然在四千多公里外的马来西亚，开出了花。沙烈没有闲下来。他又发起募捐图书活动，他告诉我：“我对自己立下目标，打算每次见到一个难民青年，就送他一本书。他们已经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必须多阅读来充实自己。他还计划设立社区图书馆，希望难民有个空间一起阅读、讨论，支援彼此。我问他进展如何，“书是募到了，但没钱买书橱。” 沙烈一直想多做一些，多走一步，只是资源实在太有限，每一步都窒碍难行。但他不允许自己放弃，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不断告诉自己：“可以灰心，但不能绝望。” 想家的时候，沙烈就打开手机相册，看看那些在阿富汗拍的照片。离家时，孩子都还小，随着时间过去，他们已渐渐遗忘阿富汗。而他最大的遗憾，就是父母身体不好，他却不能在身边照顾他们。“我常梦见妈妈。我长得像她，有时照镜子会误以为自己看见她。” 一别多年，沙烈和父母一直没有再见面。一家人要再团圆，却不知会是何时。远方，硝烟仍未散去。而这座城市里，还有无数难民隐身在社会的暗角，卑微地等候命运的发落。撇开难民的身分，他们首先是个人，需要的不过就是一家团聚三餐温饱免于恐惧──这些生而为人的基本需求。在沙烈身上，我看到挣扎，也看到希望；我看到命运的不义，却也看到人性的光辉。 “你还会想回家吗？”我曾经这么问过沙烈。 “如果没有人身安全问题，我今天就回家！”他的语气很笃定，“我要回去帮助家乡的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过上好生活。” 诚然，如果不是生命受到威胁，不会有人愿意冒险，千里跋涉到陌生的国度，过着寄人篱下、亲人离散的生活。 “我很羡慕马来西亚多元共存的文化，阿富汗是单一族群社会，却还是无法融洽相处。”他是由衷地羡慕。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沙烈只能关注眼前的事。现在，他和所有的难民都是命运共同体。冠病暴发期间，他更义不容辞配合非政府组织，向难民社群宣导防护，也经常随义工去派发口罩和物资，俨然难民社区的领导人。有一次，我载了几袋二手衣服和物资送去他家，他正准备出门去参加一个葬礼，“有个人在阿富汗被杀了，这里的家人为他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我要过去致意一下。”他淡淡地说着，仿佛对这样的事早已司空见惯。在距离阿富汗千里之外，这将是一个没有死者的葬礼。在漫长而未知的流亡途中，难民连至亲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编按：文內小标题乃编辑所下）相关稿件：《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上）【花踪17.报告文学奖决审会议记录】大部分作品符合“报告”原则，但欠缺文学性【花踪文艺营01】小说：过去和未来

22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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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上）

文．照片提供：黄子珊【第17届花踪报告文学奖首奖作品】关上门，日光灯暧昧的光线，把浓浓的夜色、街头的喧嚣全挡在外头。安邦一所社区礼堂内，十几个人忍受着燠热，时而低声吟唱，时而挣扎咆哮，全神贯注地排练着。一旁，导演沙烈瑟巴斯（Saleh Sepas）不时以达利语（Dari）给演员指点，同样七情上面。达利语是阿富汗人其中一支最广泛使用的母语。沙烈和一众演员，都是在马来西亚的阿富汗难民。沙烈在阿富汗本来就是戏剧导演。毕业于喀布尔大学戏剧系后，他就加入当地电台担任编剧和导播。他去探访监狱女性，鼓励女性反抗家庭暴力，后来更获得BBC聘雇，制作青少年教育节目，同时继续以戏剧四处普及民主选举意识、提升女性权益、关注战争中的孤儿。他有稳定的工作、有车子、有房子，每个月还会捐出部分收入给贫困家庭。即使阿富汗早已因为长期战乱而满目疮痍，他也不曾想过要离开。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他们不喜欢我做的事，想对付我。” 第一次见面时，沙烈才刚开始学英语。在阿富汗，沙烈不曾说英语，现在他只能用极缓慢的语速，艰涩而吃力地表达当时的恐惧，“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他们列入黑名单。” 或许依然心有余悸，或许是太过深恶痛绝，沙烈始终不愿亲口指名道姓那三个字──塔利班。沙烈的上半生，几乎都是在烽火中度过的。 1983年他出生之时，阿富汗正和入侵第四年的苏联打得不可开交。几年后，苏联久攻不下决定撤军，塔利班组织却随之崛起，并很快在1996年成功夺权。之后的五年，塔利班施行极端伊斯兰法，仇视一切现代事物──不准女性上学就业，禁止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绘画等所有娱乐和文化活动。塔利班还成立了宗教警察，严厉执法──女孩去上学，会被泼硫酸；有人仅仅只是听了音乐，就被抓去鞭打。 2001年，911事件发生，美国马上驻军阿富汗，扶持新政权。然而，新政府软弱腐败，国家依然萎靡不振。于是，塔利班一边休养生息，一边不时发动游击战和恐怖袭击。为了扩充兵力，塔利班拿着食物、衣服和现金到贫困家庭，换取他们把孩子送到宗教学校接受洗脑。孩子在稚嫩的童年里学会了仇恨，满13岁就接受军事训练，最终成为塔利班口中的圣战士──在阿拉伯语中，“Taliban”正是“神学生”的意思。凭借戏剧的力量，发动温柔的革命也是911那年，沙烈进入喀布尔大学美术学院修读戏剧系。在那个三餐不继的年代，这几乎是没人要申请的学科，“搞艺术甚至会被耻笑，但我相信艺术是有力量的。”沙烈回想开学之时，“整个科系只有十二个新生。”而当时阿富汗的全国人口，有将近两千万。至于那所“艺术学院”，不过是一栋被砲弹炸剩一半的建筑废墟。就在这一片残垣败瓦中，满腔热血的少年沙烈，埋下了“以戏剧改变社会”的梦想种子。为了支持儿子四年的学费，原本为农民的父亲也从家乡来到了喀布尔，在建筑工地打工。其实，在全国被砲火炸得坑坑洞洞、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已经很久长不出农作物。农民早就砍掉果树、舍弃小麦，转而栽种价钱更好的罂粟。紫红色的罂粟花绚烂美丽，可以提炼成海洛因、鸦片等各种重度成瘾物品，很快就扛起了阿富汗经济的半壁江山，更一度占据全球近九成的毒品市场（注1）。这也成了塔利班主要的收入来源。军阀割据、毒品、贫穷……，绝望的百姓纷纷逃离家园。而今，离散在外的阿富汗难民高达两百七十万，是全球第三大难民群体（注2）。走不了的，继续身陷泥沼。很多家庭负债累累，只能把未成年的女儿嫁人，为全家人换来短暂的经济纾困。据估计，阿富汗有近三成的女孩在十八岁以前就结婚（注3）。她们往往遭到虐待、强奸、劳役或难产致死。想要摆脱旧俗、追寻自由的女孩，甚至会被家人以捍卫家族的名义杀害。如果人间有地狱，阿富汗，就是地狱。即便如此，对沙烈来说，这里始终是家──家里有东西坏了，你不会一走了之，而是想办法去修好它。“阿富汗有九成女性是受压迫的，只能在家听节目，获取知识。同样的，小孩子如果没有接受正规教育，长大了就只能拿起枪去打仗。阿富汗需要这些节目、戏剧去宣导平权、民主。” 沙烈以微弱但坚定的力量，在剧场的地板上，发起了温柔的革命──从在喀布尔，辗转到吉隆坡。晚上八点半，难民演员完成了最后一次的排练。第二天，这部由沙烈编导的戏剧《沉默的呐喊》（Screaming In Silence），正式在一年一度的吉隆坡“难民节”公演。难民节由本地社运人士于2017年创办，通过难民的演出、论坛、市集、美食等，邀请本地民众走进难民的世界，希望借此消弭社会对难民的误解。他相信艺术可以改变社会、命运，但是…… 那天，在Publika商场小小的黑箱剧场里，全场座无虚席。台上，演员生涩却投入──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剧中，十二岁的女孩被父亲强迫嫁给比她年长很多的男子，以抵销家里的债务。女孩拼死抵抗，因为她没有忘记，母亲就是早婚难产而死的。结婚当天，女孩从夫家逃走，最终却因为犯上“逃婚罪”被抓进监牢。最后一幕，女孩愤怒地对着看守她的女狱警咆哮，女狱警却提出了一个方法，说可以帮她脱罪，“我可以安排你嫁给裁决这个案件的法官，你自己决定吧！” 整部剧在这里结束。在观众的惊愕中，主持人上台开启了讨论环节：“你觉得女孩该如何抉择？她可以怎么自救？”观众很踊跃发言，但没有一个人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沙烈也没有答案。很多问题亦然。一如超过十八万难民在马来西亚的处境（注4），往往也只沦为“问题”。如何解决，没有人有答案。但在阿富汗工作那十年，沙烈始终执拗地相信：艺术可以改变社会、改变人的命运──他只是没想到，最先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发现自己被恐怖分子盯上的那天，沙烈在人来人往的喀布尔街头，感到阵阵寒意──那是一记警钟。他不是没听说过媒体或社运分子被塔利班袭击杀害的事，有些甚至就近在咫尺──就在喀布尔市中心、号称保安森严的大酒店，阿富汗籍的知名法新社记者沙达阿末（Sardar Ahmad）和妻儿正在用餐时，遭武装分子用机关枪扫射，一家五口，只有小儿子幸存。沙烈也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五岁，最小的才出生九个月。比起资源、人脉都更强的国际媒体记者，要对付一个籍籍无名的导演，甚至无需如此劳师动众，“他们随时可以在我车里放炸弹。只要五美金，就有人愿意做。” 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人命如蝼蚁。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他必须保护自己和家人。2016年，沙烈带着父母、妻子和孩子，仓促离开住了33年的家。离家那一刻，他连想都来不及想，这一走，是不是就再也回不了头？他甚至没来得及回头多望一眼。从喀布尔一路流亡到印度、巴基斯坦，年事已高的父母再也承受不了舟车劳顿，沙烈只好把父母托付给在巴基斯坦的叔叔，他则带着妻小来到了吉隆坡。“抵达那一天，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听说安邦住着很多阿富汗难民，打听到一户同乡的地址，就到那里敲门，请求借宿。” 那是他成为“难民”的第一天。“我们连枕头都没有，只能把衣服叠起来枕着睡。” “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这个问题，我问过好几个中东难民，“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友善国家。”“小时候电视上都说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国家中最发达的。”“这里比较安全稳定。”答案不外乎这几个。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有比他们早来的亲友，可以投靠。截至2023年7月，马来西亚的阿富汗难民有三千一百九十个（注5）。只是，马来西亚没有签署1951年的《难民公约》，不收容难民，亦不承认难民地位。在这里，难民唯一的合法证件，是联合国难民署颁发的难民证。然而，申请难民证耗费时日，等待审核的过程中，难民随时会被当作“非法移民”逮捕坐牢。即使有了难民证，难民也不能工作或到正规学校念书，医疗福利和人身安全亦没有太多保障。走在路上，他们经常受到执法人员勒索、威胁，甚至拘留。初来乍到之时，沙烈每次出门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谁。但他不得不出门找工作。和所有难民一样，沙烈卷起袖子，去端盘子、当搬运工人……，“做满一个月，才拿到两百令吉。” 庆幸的是，他们一家很快就拿到难民证。不久，他又遇到一个雇主，请他处理文书工作，换取每个月一千块的物资。三个月后，他在安邦租下一间小公寓，添置了几件旧家具，勉强拼凑出了一个“家”的雏形，孩子也开始到难民学校上课。逃亡的生活，总算安顿了下来。（编按：文內小标题乃编辑所下）注1：《Life Under Taliban》Masuma Tavakoli, 2019, published by Gerakbudaya Enterprise 注2：https://en.wikipedia.org/wiki/Afghan_refugees#:~:text=Between%202002%20and%202012%2C%205.7,the%20country’s%20population%20by%2025%25.&text=Afghanistan%20is%20one%20of%20the,after%20Syrian%20and%20Venezuelan%20refugees. 注3：https://www.unicef.org/press-releases/girls-increasingly-risk-child-marriage-afghanistan 注4&注5：https://www.unhcr.org/my/what-we-do/figures-glance-malaysia#:~:text=As%20of%20end%20July%202023,registered%20with%20UNHCR%20in%20Malaysia. 相关稿件：《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下）【花踪17.报告文学奖决审会议记录】大部分作品符合“报告”原则，但欠缺文学性【花踪文艺营03】出版：中心与边陲

22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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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党道北区国会议员梦达芝建议政府在荒岛设立难民安置中心，由第三国家资助，以减轻国内资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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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华裔女子在名校毕业，被公司解雇后转换跑道，成为一名“生蚝女孩”，每天开开心心到餐厅、活动、派对开生蚝，即使赢得选美冠军也不愿放弃这份职业，因为这份体力工作，让她找到特别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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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家.巴勒斯坦大妈教会我们的隐忧

要帮助巴勒斯坦，可以物质资源上协助他们重建家园，或提供医疗团队的支援，而不是把人带回来，却为国人带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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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人权委员会强调，2025年财政预算案缺乏明确的计划来保护外劳、难民和无国籍人士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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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来，巴西修女米莱西一直在帮助离乡背景的移民和难民融入新的生活不遗余力，她周三荣获联合国难民署南森难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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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姐姐为了我，牺牲了未来” 沙里尔韩丹和一名缅甸青年Ahmed之间的对话，触动人心。在学煮缅甸咖喱的过程中，沙里尔窥探了Ahmed的生活点滴。这名缅甸青年因为家园受战火波及，而被迫背井离乡。 . . . . . . . . . . #sambilmakanjadikawan “Masa depan abang dan kakak saya dikorbankan demi saya.” Ungkapan yang paling menyentuh hati dalam perbualan antara Shahril Hamdan ( @keluarsekejap ) dan Ahmed, seorang belia dari Myanmar. Sambil belajar cara memasak kari ayam ala Myanmar, Shahril turut mengenali asam garam kehidupan Ahmed, yang tepaksa meninggalkan kampung halamannya baru-baru ini akibat rampasan kuasa tentera dan perang saudara yang berpanjangan di Myanmar. Hasil kerjasama @daridapur_my dengan Coalition of Burma Ethnics Malaysia – COBEM. Bersama rakan-rakan kami Refuge For The Refugees, The Fourth, Human Aid Selangor, Astro AWANI. Dengan sokongan dari Monash University Malaysia dan SEA-J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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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德国夫妇因渴望拥有一名女儿，竟残忍杀害一名乌克兰妇女，试图将其新生女婴占为己有。两人周二被控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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